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6/17页）

[121]H.F.MacNair: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上海，1923，第48页。《中国战争，1860，书信与日记》，第24页。

[122]福建、潮州。这些沙船最初来自现在的厦门（福建）和潮州。

[123]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FO28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24]广州的东半部属番禺县管界，方圆25英里。三角洲地区至此到头，散布的乡村由纵横交错的道路而不是由河流联接起来。从黄埔港向北，番禺县平原地带渐渐贫瘠，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每一块能种植的土地均已开垦。城的西半部属南海县。东西长18英里，南北长35英里。它联结了番禺县与顺德县，主要是三角洲土地，差不多像顺德县一样富裕。人口稠密，多是种桑养蚕之人与农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也种植了甘蔗，在这方面，仅次于清远县。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453—454页。

[125]Henri Pirenne：《资本主义社会史进程》，载于Bendix和Lipset编：《阶级、地位和权力：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504—506页。

[126]Etienne Balazs：《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载于《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3: 196—216，1960。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研究》，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 130—168, 1954。

[127]Everett E.Hagen: 《社会变化的理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以下简称《社会变化的理论》），1962，第60—66页。

[128]WO1/461, 1841年6月21日义律致印度总督的信，附于印度事务部1841年11月6日致史坦利勋爵的快件中。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2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0]义律希望做成律劳卑没能做成的事。所以，他愿意通过公行上“禀”，而不坚持直接“照会”总督。他认为，重要的是通知对方，他是政治代表而非商务代理人，尽管这意味着利用卑屈的交往方式。但巴麦尊否决义律使用“禀”而坚持要他与总督直接交往。见W.C.Costin: 《大不列颠和中国，1833—1860》，牛津，1937，第31—37页。

[131]FO17/46，“义律在伦敦时致阿伯丁伯爵的密信，无编号，1841年11月8日。

[132]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3, 1841年5月24日。

[133]《卧乌古子爵》，1: 168、171页。

[134]FO17/47，“义律—巴麦尊”，快件12, 1841年3月2日。

[135]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6]《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3页。

[1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下。

[138]《中西纪事》，卷13, 1上。《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89—490页。《林文忠公全集》，卷2, 5上。John J.Nolde对此问题也作过分析，见《广州城问题，1842—1849，中国的反洋人主义及其对中西外交关系影响之初探》（以下简称《广州城问题》），博士论文，康奈尔，1956，第34—39页。

[13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9, 21上—21下。

[14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北，1960，第300—305页。

[142]何炳棣：《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各种社会可变性，1368—1911》，纽约，1962，第83页。《中国丛报》，2∶238—239页，1833年5月—1834年4月。蒋廷黻：《广州公行与官府》，载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5.4: 606, 1932年1月。关于伍氏家族的早期发展，详见Wolfram Eberhard著《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莱登，1962。

[143]《夷氛记闻》，卷3。《复仇神号在中国》，第95—96页。

[144]FO17/46，快件6，附件2，琦善奏英译本（此处引据原中文——译者）。《夷氛记闻》，卷3。

[145]《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4、207页。《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36页。《林文忠公全集》，卷6, 2上—2下；卷8, 34下；卷9, 1上。

[146]《林文忠公全集》，卷8, 31上—35下。《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94—95、101—102页。

[147]《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见《清华学报》，10.1: 106页。

[148]《林文忠公全集》，卷1, 5上。《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页。

[149]对儒学家说来，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关于中国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李侍尧关于1759年洪任事件的奏折，载于《史料旬刊》（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年；台北，1963年，影印本），天：307上。

[150]律劳卑爵士1834年受巴麦尊派遣，去中国管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后的中英商务关系。不幸的是，他企图直接与广州的总督打产道，结果导致了商业禁运。英国人显示力量对中国人丝毫不起作用，对英国人说来是一次令人困窘的丢脸的行为。

[151]梁阿发是马礼逊的少数基督教信徒之一。他的小册子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有巨大的影响。

[152]W.H.Medhurst（麦都思）：《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伦敦，1838，第278—280页。

[153]《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第289页。

[154]《林文忠公全集》，卷8, 34下。

[155]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79页。

[156]伍崇曜，著名的怡和行第五代人，1833年9月起接办家业。见《广东十三行考》，第226—234页。Arthur Hummel（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7—868页。《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82—84页。

[157]《东莞县志》，卷34, 18下。

[158]《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3、139页。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9下、23上；卷31, 8上。《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

[160]Stanley Coben：《土著保护主义研究：1919—1920美国的红色恐怖》，见《政治学季刊》，79.1: 51—75页，1964年3月。

[161]《三元里抗英简史》，载于《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0页。

[162]《中西纪事》，卷6, 10下。

[163]《夷氛记闻》，卷3。

[164]《战时与议和后的中国》1∶125—127页。关于这封描述了广州城沦落情况的一位中国官员致其密友的著名信件，见《中西纪事》，卷6，第1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