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7/17页）

[165]《夷氛记闻》，卷3。

[166]FO682/912，奕山等札广州府授权赎城中文本，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41年5月27日）。

[16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1上—2下。

[168]《中西纪事》，卷6, 11下—12上。

[169]这是为押韵单加的一行。

[170]此处指在佛山的五吨（八千斤）大炮，它从未使用过，后被英国占领军熔化。

[171]《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47—248页。

[172]19世纪初，广州城中的母亲们，常常恐吓他们哭闹的孩子，要把他们扔到番鬼那里去。见《中国丛报》，11∶326页，1842年1月—12月。

[173]见《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

[174]《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60页。

[175]人们也许还可以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是中国人不能容忍蛮夷有一个完整的社区。只要这些人栖止在帝国的边缘并且处在非永久的状态（没有妇女），或是处在被排斥的状态（如澳门）中，那么，他们就是文化上的被保护者。

[176]W.C.Hunter: 《广州番鬼录，缔约以前时期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以下简称《广州番鬼录》），伦敦，1882，第119—120页。

[177]Gordon W.Allport: 《心理与社会原因中的偏见问题》载于Talcott Parsons和Edward A.Shils编：《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1952，第365—387页。综合国际中心：《暴民》，巴黎，1934，第88页。Herbert Blumer：《种族偏见的性质》，载于E.T.Thompson和E.C.Hughes编：《种族，个人与集体行为》，1958，第484—493页；Wilmoth A.Carter: 《蔑称》，载于同上书，第375—380页。

[178]Gordon W.Allport: 《偏见的性质》，波士顿，1954，第20—23页。这种一般的过程也被称为“外部构造”，见Hadley Cantril：《社会运动心理学》，纽约，1963年，第51—62页。

[179]这种担心的痕迹，在许多绅士的告白中都可见到，《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3页就有。

[180]FO17/154，“文翰—巴德尊”，快件51, 1849年4月23日。

[181]Paul A.Cohen: 《中国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与中国反洋人主义的增长，1860—1870》（以下简称《中国与基督教》），马萨诸塞，剑桥，1963，第90—91页。

[182]Karl W.Deutsch: 《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纽约，1953，第23—25页。

[183]《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第3卷，第4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下。

[184]《民族主义与社会交往：国家基础之研究》，第51页。

[185]《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18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9, 43上。

[187]《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第12章。

[188]陈序经：《广东与中国》，见《东方杂志》，36.2: 41—45, 1939年1月。

[189]有关交往与反洋人主义间关系的论述，见《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91页。

[190]E.J.Hobsbawm: 《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代形式研究》，纽约，1963，第118—121页。

[191]《偏见的性质》，第57—58页。

[192]《暴民》，第84—91页。《原始的叛乱：十九、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典形式研究》，第5章。

[193]《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集》，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