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7/15页）
黄竹岐是南海县恩洲南边的一个小村，与广州隔岸相对。这个村子曾参加过升平社学。1847年8月间，时常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忙于进行操练。有一次，一群狂热的乡勇曾向一艘满载外国人的游船开火，但没有打伤人。[113]1847年12月6日早晨，六名年轻的英国人在黄竹岐附近上岸打水鸟，下午很晚了尚未返回。一个当地的船夫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和乡勇们的敲锣声，惊慌地急忙返回商馆报告说这些人失踪了。[114]第二天早晨，流言传到广州，说乡民已杀死这六个人。那些懒散地加入了自卫团的外国商人被激活跃起来。他们武装了自己，正要离开商馆前往黄竹岐时，马额峨领事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赶来阻止了他们。[115]
12月8日，预示不祥的告示出现了。升平司令部发表文告，用鄙夷的词句指责英国人。[116]很显然，这里正酝酿着一些事情。第二天，所有的流言及怀疑都得到了证实。找到了两个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117]
德庇时对此极为震惊、愤怒。但他知道，他不能使事态发展得过远。在那年春天达格拉将军的进攻之后，伦敦曾指示他，以后未得到事先的准许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耆英不会知道这一严厉的指示，所以有可能对他进行恫吓，把他逼入困境。德庇时对这件事的处理再正确不过了。当他刚刚威胁着要把全部外国人从广州撤走作为战争的前奏时，总督立即屈服了。[118]耆英清楚地记得虎门炮台的失守，他决定要在黄竹岐的事件上做出个样子来。八旗兵占领了村子，有四个人立即被斩首，其余十五人被捕交付审判。[119]省里的三名高级官员亲自访问了南海、番禺县的主要村镇，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骚扰外国人，否则必遭同样下场。[120]官府还张贴告示说：
如邻里间互不相扰，有德行、有教养者就能安居。轻启争斗，何能各保家宅安宁？愤怒中采取行动，就会无意间蹈个人危险之机戾……自本命令至乡绅和乡村中其他人等时起，务须父诫其子，兄教其弟，遇洋人四处散步、打猎或在村口河岸钓鱼，如无妨碍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会。[121]
耆英还试图在绅士与“不可靠”的乡村分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对他说来，反洋人运动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它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威胁。狂热主义会导致战争，从而又会产生盗匪、抢掠及社会叛乱。他坚信，绅士们会及时认识到这一危险。广东的守法势力一定要明白，温和的外交政策最好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不幸的是，总督低估了敌意所产生的统一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中，虽然有土匪出没，有秘密会社的活动，但是来自外国的威胁却使农村各阶级团结在一起了。耆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他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人，被非理性的力量所迷乱、困惑并最终压垮。现在，时候到了。皇帝的权威在南方由于这些麻烦而渐渐削弱。
12月及1月间，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反复地强调了对洋人入侵的担心。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伪装为强硬派[122]，其实很显然，他更强调安抚夷人而不是广州人。[123]皇帝认为耆英采取的三项主要措施是稳妥的：要求英国约束他的侨民；要求地方官稳定农村地区以免给洋人以入侵的借口；秘密做好准备，以防英国人再次进攻虎门。不过，赔偿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耆英仍踌躇未决。一方面，道光皇帝同意“坚决镇压”那些地方上的闹事者，但是，在谕旨未尾，他又郑重地告诫军机处，总督应“妥为办理，务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为至要”[124]。1月2日，皇帝知道了在黄竹岐的处决。耆英向他保证说，洋人入侵并非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对德庇时1847年4月出人意料的行动记忆犹新，他再一次提醒皇帝，洋人就像狗一样，一旦被激怒，就会难以钳束。新年临近，商人要清理账目，但英国人仍可能发作其无名怒火。[125]因为夷人办事所依据的是规章，而不是礼或理。他们是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行事的。[126]
这一次，皇帝的答复是令人不安的。他根本没有理会耆英关于战争的警告，而是表示了对黄竹岐处决的恐惧，他认为总督的严厉作法可能会失去民心。[127]
耆英写了第三份奏折，它是在1月12日送到北京的。他在奏折中申明了将四个村民在出事地点正法的必要，那时他肯定尚未接到皇帝的告诫。徐广缙的调查表明，六名英国人事先并没有向杀害他们的凶手挑衅。当地的重要官员，甚至乡绅、团练的首领和徐广缙都认为只有立即惩处村民，才可能防止英国人对广州城的进攻。同时，政府也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地方官与有声望的绅士、村中长老正携手并肩，共同维持地方秩序，清除潜在的土匪。[128]
但是，同巴麦尊一样，皇帝也是从相反的方面看问题的。首先，英国人到黄竹岐去做什么？诱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出现，而不是村民的行为。[129]
耆英不能使道光皇帝相信他的作法是正确的，于是，1848年2月3日，徐广缙代替这位年迈的满族人，做了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钦差大臣。与此同时，叶名琛被任命为广东巡抚。皇帝自信地对军机处解释说：“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130]3月1日，耆英接到了皇帝的命令，他立即向徐广缙移交了印信，并于两星期后不光彩地离开广州赴京。广州人的排外及反洋人情绪使他丢失了职位；甚至最后丢失了生命。
事情已经决定。必须保住百姓对朝廷的忠心，即使这意味着冒战争的风险。没有人注意耆英关于初期的叛乱、关于失去控制的团练运动将会毁坏这个省的警告。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将试图去驾驭它，而在他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九
1849年的胜利
总督密召诸乡团练，先后至者逾十万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众怒不可犯。耆老十余辈迭入领事馆，陈说百端。英酋方谋留总督为质，两岸练勇呼声震天，英酋惧，请仍修旧好，不复言入城事。于是粤人益自得，谓洋人固易制也。
薛福成[131]
1848年3月16日，行事谨慎的新加坡总督乔治·文翰接替德庇时爵士，出任全权公使和香港总督。在那年春天和夏天，公使向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小心地提到了进城问题。[132]因为，按照耆英与德庇时签订的虎门协定，英国人可在第二年春天即1849年4月进城。但是，徐广缙傲慢地不理睬这件事。他的被任命等于取消了他的前任在外交上的安排。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当时大多数人关心的虎门协定也随着其作者耆英的去职而被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