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0/16页）

1854年12月初，黄埔的叛军船队把帝国船队从澳门通道赶了出去，并开始向广州城开火，从那时起，叶名琛一直在寻求英国人的帮助。英国的商业界对船只事件十分愤怒，11月以来一直设法消灭新造的叛军。一个名叫屈林克的美国人聚集了一伙外国人，打算夺回新造；事成后，总督应给25000元现金奖赏。但是，在出发前，罗伯逊劝阻了屈林克，因为他怕叛军会报复。虽然“屈林克征伐队”没有起作用，但它却代表了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新现象：包括商人、绅士在内的秩序势力，正把英国人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种族敌人。早在1853年5月，浩官（伍崇曜）曾请求当时在领事馆做译员的巴夏礼想办法使英国人干涉，反对太平造反者。[134]现在，在12月2日叛军船队发起进攻后，广州驻军指挥官沈棣辉亲自劝说叶，利用保证商去请求英国人的海军支援。[135]包令对这一非正式的接触的答复是：英国将严守中立。只有在叛军获胜时，英国才会介入以防止大屠杀。但是他又说，如果叶名琛确实希望英国的帮助，他应当亲自提出请求。[136]最后这一点十分恶毒。因为12月7日，当叶终于忍气吞声绝望地要求英国进行海军干涉时，包令欣喜地回答说，他的国家的政策是不介入另一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137]

当拥有200条战船的叛军舰队任意地在佛山与黄埔间来回行驶时，看起来广州城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是无力自卫的。为保卫水滨地带而从潮州调来的强悍的雇佣兵，不受管束，四处抢掠，只是更增加了混乱。英国领事罗伯逊确信，广州城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攻击。[138]但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造反者什么也没有做。罗伯逊只看到叛军在河上的优势。当船队随心所欲地轰击广州时，新造周围地区的乡绅在声望卓著的吴姓宗族领导下，组织了“公所”和“约”，结果派出了35000名乡兵抵抗陈显良的叛军。红巾军虽然控制了河流，却失去了陆上基地。1855年3月7日，在帝国船队尽可能提供的援助下，黄埔的乡勇彻底摧毁了新造的司令部，把红巾军打得四处逃散。[139]

在此以前很久，陈开的相当温和的政权就已丧失了佛山人的好感。1月初，造反军向城中一闭塞地区索取捐献。当一个叛军军官只身一人去收税时，被市民们抓了起来，直到他答应降低征收数额才放了他。这位军官被释放后，立即回到司令部，带了一大队人马，放火烧了那一带，杀死了所有在这场灾难中露面的人。大火烧了两天。随着大火的熄灭，佛山居民的心也坚定地移到了前政府一边。所以，当1855年1月18日大沥的团练与旗军（从福建得到2000援兵）发动进攻时，很容易就拿下了城池。官军进城后，见到的只是荒凉的、仍冒着缕缕青烟的废墟。2万红巾军已经四散。现在，广州获得了彻底的安全。[140]内战中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

十五

清洗

在去年杀了那么多人之后，警方对执行总督关于抓捕乡村中更多的叛匪嫌疑犯的命令，感到为难（命令可能是基于良好的情报的）。在很多情况下，围捕叛匪的任务，是强加在居民头上的；因为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毁掉他们的村子。

马礼逊的报告[141]

政治反动、白色恐怖开始了。曾经存在过三种造反者。现在，大股的叛军已回到多山的交界地区，恢复了原来那种非法存在的状态。海盗与河匪则驶入海中；在海上，他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使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同样受到困扰。秘密社会的小股不满者仍留在原地。叶名琛下决心不再让这些“危险阶级”对三角洲构成任何威胁。于是，开始了一场抓捕。首先是已知的秘密社会成员，然后是“流氓无产者”，最后则是曾与叛匪“合作”过的人们：穷苦的宗族，甚至向红巾军交过税的倒霉的村庄。旧的仇恨解决了。投机分子、告密者得到了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土地、水权、坟山。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按规定，北京要复审每一件死刑判决。可是叶名琛已获得总的授权来消灭谋叛者。[142]于是从一开始，他就坚持大规模的死刑。例如，在东莞叛乱初期，他的军队长官就呈送给他用来代替人头的三大箱人的右耳。到1855年夏季，他的士兵执行了他的不要俘虏的命令，仅广州城就斩杀了7万人以上。死尸堵塞了河流。[143]虽然官方承认的处决数字只有47000起，但据说全省有100万人被杀。[144]叶名琛自夸说亲自下令杀了10万“叛匪”。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将“这个阶级斩尽杀绝”[145]。但他的所作所为与此也相差不远了。1855年的清洗，使广东的绅士及富裕宗族完全地、无可争辩地掌握了农村的统治权。1839年开始倾斜的地方统治天平，现在已完全倒向了乡村名流一边。甚至政治活动的中心也移向乡村的“县”，因为城市已经被毁或破产。[146]但这并不是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地方化”。那些主要的地方名流不再只是生员或族长。乡村事务现在由一代新的得到皇帝亲自批准和同意的专家掌管。北京改变了对地方自卫的态度。

1849年，当徐广缙利用团练阻止英国人进城时，团练得到了有力的鼓励。事实上，危机时期的广东学政许乃钊根据这一经验，还为乡勇写了一本操典。但是，尽管1850年夏天乡勇被成功地用来对抗湖南的三合会，朝廷对承认无约束的团练仍然心存疑虑。最后，旗军在与早期太平军作战中失败，迫使政府做出决定：如果要制止造反者，使用一批文职领袖比准许一个贝利沙鲁斯伯爵崛起要好。[147]所以，1853年初，朝廷挑选了一批前高级官员，委任他们作为团练大臣返回家乡。[148]

由于打破了“回避制”，朝廷冒着很大的风险。同年、同乡的关系网能够动员地方抵抗造反者，但是获胜了的绅士还会自愿地交回权力吗？或者，帝国会分裂为许多采邑或古波斯的省吗？满族人把赌注压在以下的看法上：高级官员有着显赫的官僚生涯，对官僚制度较之对宗族或乡土会有更多的忠诚。这是十分正确的，并使同治“中兴”成为可能。但是最终，由这些人建立的地区军事和政治机器，分散了帝国的权力，促进了清王朝的垮台。

另一方面，这些高级专家又促进了地方政治的集中化。由于像曾国藩、李鸿章等半独立的封疆大吏联结了绅士、团练武力，并且以一种个人联系的、有着紧密的忠诚和义务关系的方式向他们供应经费，纯粹的地方主义（localism）让位给了地域主义（regional-ism）。不过，广东的情形并不都是如此。湖南、浙江等省必须创办完整的军队，以便有足够的机动性去对付太平军。而广州与此相反，保卫完全是各地的事。虽有地域化的倾向，但权力仍以地方为中心。尽管如此，1855年的团练与1841年的团练确实有所不同。1841年的团练代表了从“群众”活动向“社区”活动的转变，而1855年的团练则代表向“阶级”活动的转变。[149]红巾叛乱不仅使团练成为社会秩序的工具，同时还间接地提高了它的政治地位。一个地方官会忽然发现他面对着地位、威望都远在他之上的绅士。[150]这些地方名人不单是一点一滴攫取他的职权，而且实际上组织了一个与地方政府平行的机构，建立了对等的县级政治体系，它代替了衙门本身的职能，而且难免偏向于绅士的经济、社会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顺德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