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9/16页）

白云山的叛军无望地等待陈开的到来，开始不安定起来。首先有一个中心领导的问题。红巾军明确宣称要恢复明朝：

总理政务除奸诛邪灭清神威大将军总督兵马罗、总理国务内阁大臣加三级纪录五次杨为晓谕事：缘中国户口众多，难分良莠。惟我大明太祖洪武在位时，万国通商，尊卑有序，干戈不起，于邻邦均无欺诈。[118]

惟一的问题是，找不出一个冒牌皇帝让他们扶保。当一个秘密社团的首领以明朝的名义自称为总司令时，其余的人就拒绝服从他，于是他气愤地带着他的6千人马投降了官府。有些首领争执于战利品的分配和收税权等问题，各派甚至刀枪相向。随着时间的消逝，会集在城北的大群部队，耗尽了南海、番禺两县的物资。那里的大部分村庄已被烧毁或已荒芜。许多人向富裕些的地区迁移。到了9月5日，甚至何六也决定退出联合部队。[119]

广州的军事当局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他们受到团练胜利的鼓舞，决定发起一次冒险的突袭，以减轻城东的压力。1854年9月7日，由卫佐邦[120]率领的部队冲出城门，攻击驻在校阅场的大股叛军。红巾军惊慌逃跑。在绕城向牛栏岗甘先的司令部撤退时，丢下了明朝印信、武器和辎重。这是官军首次在野战中打败大股的叛军。现在，广州城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围城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商人简直不相信政府能够坚持住，他们自己也被不断的捐输搞得人穷财尽。反政府的公开街谈巷议越来越多，许多商人秘密地把私人巨款转移到香港。常规的运茶船只开往福州，广州的国际贸易陷于停顿。小店主们甚至开始相互廉价出售货物，以便在城市陷落之前结清账目。另一方面，随着城里食品渐渐耗尽，米价飞涨。[121]为了生存下去，政府必须恢复行政管理和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重获税源。这样，内战进入了新的恢复乡村的延长期。不论广州能提供何种支援，绅士领导的团练将一个村镇一个村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重建秩序并剿灭秘密社团。团练中心成立起来。在南海县，大沥联盟和“大沥局”负责佛山的叛军；在番禺县，“北路平定会”负责攻击驻在佛岭市社学的一个主要的叛军司令部；吴姓宗族的团练网则同新造周围的黄埔红巾军作战。东莞县令华廷杰领导了本县的抵抗，终于在1854年12月26日打败了何六。在顺德县，由东莞的团练局训练当地团练并给予财政援助，以便收复县城。

许多团练局是由那些领导了19世纪40年代反英运动的人掌管的。[122]而这一次，防卫的方法有所不同。大面积的乡村需要平定，而不是被保护。这不是一个像保甲制度那样的静态控制问题，而是在某一特定地区赶走叛军的问题。平定的方法逐渐有所发展。20个或更多的村子组成一个“围”。然后在这一地区清除所有的不安定因素：武装土匪、秘密社会成员或者那些被族长们认为是惹麻烦的人。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它就与另一个“围”联合起来。这是通过“约”来安排的。“约”区能够集中队伍较大的武装团练，在“围”之间的地区就可以被肃清。与此同时，“约”还采取如控制食品价格、分发救济粮、分配族田的收入等措施，以确保不再发生混乱现象。这种作法对日后地方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所有这些事情，都由作为团练局的辅助机构“公局”办理，使得政治、审判、财政等大权，落入重要乡绅的手中。

1854年秋冬季节，秩序的势力缓慢地、逐渐地恢复了对乡村的控制。9月，增城被收复。10月，团练重新占领了香山、新会县城，并且荡平了甘先司令部所在的牛栏岗旧升平公所。次月，收复龙门县，并摧毁了佛岭市红巾军的中心。12月，花县重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新宁与新会的叛军被打散。到1855年1月，三元里周围的地区也已肃清。

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广州城，乡村的平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1854年9月7日校阅场胜利之后，当局关心的主要有三件事：城北地区、佛山的叛军以及在黄埔附近新造的日渐活跃的三合会帮。

9月，北门围城的部队后撤了六英里，但仍在城外，威胁着城市。10月，发现衙门里的一些杂役雇员密谋放秘密社团的弟兄们进城，叶名琛决定，这个威胁必须铲除。旗军若能肃清城北的叛军，将得到3万块钱。在11月3日、4日两天的一系列战斗中，守城部队从命击退了造反者。许多个月来，北城门第一次开放。[123]

现在，当局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佛山了。11月10日，官军从船上登岸，会合一大股大沥团练向佛山进发。这次进攻没有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红巾军从上次官军的进攻中吸取了经验。当旗军从船上登岸开始向城市进发时，一些红巾军悄悄跟在后面，迅速缴获了3艘快速帆船、7艘护卫船、16艘战船。然后，他们把战船上大炮的炮口转向在他们与佛山镇之间的人。交叉火力的硝烟散去后，1500名官军失踪或死亡。[124]

对佛山的进攻是一场惨败。放弃进攻之时正当广州城的南方又受到了来自新造的红巾军船队的威胁。这支造反者的部队是一批城市居民，一些流氓无产者，包括小店伙计、水手、苦力和曾为行商工作的经纪人。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与盗匪一起干，主要是美国与荷兰的水手。他们受雇于红巾军，帮他们制造军火、子弹。为了保持这一团体的特征，使用的各种头衔不是采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社团的首领们被称为“领事”[125]。

推举出来的首领名叫陈显良。他曾接管地区长官助手的衙门。在那里，作为“广东省爱国志愿军总司令”，他的公开目标是“消灭压榨百姓的官吏和他们的狗腿子，重建旧日的大明统治”[126]。陈曾是河南的一个小店主。甘先造反时，他加入了佛岭市的红巾军，然后又到黄埔，同一些来自顺德的红巾军联合。[127]他的队伍依靠向行驶于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商船征收过路钱并攫取占领区内农民的粮食以维持所需费用。虽然陈主张恢复明朝，但他唯一的、一贯的目标却是占领、抢掠广州。[128]

新造的叛匪迫使英国人思考他们在这场内战中应当扮演的角色问题。1854年7月叛乱刚刚爆发时，罗伯逊领事写信给英国公使包令爵士说：“我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绝对中立的政策，呆在商馆内，等待未见分晓的结局，不同任何一方接触。”[129]公使本人不很清楚该如何看待这件事。一方面，英国的商业利益实际上倾向于广州城的秩序势力。但另一方面，包令看到傲慢的中国当局处于这样严重的困难中，又不禁有些高兴。同时，作为英国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米勒的密友，他倾向于把叛军视为真正的反抗者，是为着争取自由人的权利而造反的。陈显良在10月1日恭敬地邀请英国公使访问造反者在黄埔的营地，引起了这样的观感。[130]但是，邀请书在以后许多个星期才到包令手中，那时，叛军的战船同英国商船已有过多次冲突，英国人已失去了对陈和叛军的一切天然的同情。红巾军确信英国商人私下向广州当局出售武器，于是陈在2月10日愤怒地谴责偷运火药进城的外国人，并专横地命令所有夷人立即离开广州[131]。包令为通牒所激怒（“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无礼的事”），开始对造反者失去耐心。[132]此外，由于陈已无处抢掠，没有商人可供绑票，他唯一维持供给的办法就是在封锁的名义下抢掠沿河的商船。在2月下旬，几乎每天都有英国或美国船只遭到登船抢掠。造反者变成了海盗。这时，包令认定新造的“造反者”只不过是一群盗贼。“使他们获得些微敬意和信任的微小的爱国和造反的因素，都淹没在使富足的广州城遭受一群无赖抢劫这一大目标之中。”[133]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将积极支持省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