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3/16页）

[39]《清代通史》，第3卷，第1—4页。杨庆堃：《宗教与中国社会：宗教的现代社会职能及其若干历史因素的研究》（以下简称《宗教与中国社会》），伯克利和洛杉矶，1961，第220页。魏源：《圣武记》，1842，台北影印本，1963，卷7, 41上—45上。《中国丛报》，1: 29—31、207页。郭士立：《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地形等的展示》，伦敦，1838，1: 157—158页。J.J.M.de Groot: 《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之一页》，阿姆斯特丹，1903，2: 485—550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291—293页。《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Paul Pelliot：《对“洪门”一书的评论》，载于《通报》，25∶444—448页，1928。

[40]这一看法系根据齐马尔关于“秘密”问题之研究，见Kurt H.Wolff译《齐马尔之社会学》，第330—376页。

[41]《洪门》，1∶61—63页英译。

[42]《洪门》，1∶72页。又见Gustave Schlegel：《天地会：洪门》，巴达维亚，1866，第6篇。

[43]《洪门》，1∶73页英译。

[44]杨庆堃：《中国的思想与宗教间的功能关系》，载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286页。Morton H.Fried: 《中国社会的结构》，纽约，1953，第230页。

[45]Lucien Bianco：《十九世纪中华帝国的劳动阶级和危险阶层》，载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年鉴》，17.6: 1175—1182页，1962年12月。

[46]Marion Levy：《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马萨诸塞，剑桥，1949，第58—59页。

[47]这又是一个文字游戏。明朝的明字，是光明的象征。满清王朝的清字，常用来表示“清洁”，但略去偏旁，就成了同音异义表示暗绿的“青”字。于是，口头仪式产生了反清斗争的热烈情感：明亮对黑暗，好对坏，明对清。光明，善良和救世的燃烧的火焰，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隐喻仪式中。

[48]《洪门》，1∶58页英译，又见1：第4章、3：第10章。

[49]“革命党”（Revolutionary）和“革命者”（Revolutionalist）之区别，见Byran A.Wil-son：《比较前景中的千禧年说》，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6.1: 95页，1963年10月。

[50]村松祐次：《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载于《儒家信仰》，第241—267页。

[51]《广州城的描述，附录包括关于中华帝国人口、中国度量衡和广州进出口的报告》，广州，1839，第10—13页。

[52]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3上。

[53]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泰国的华人社会》，第4章，又，《泰国华人社区的领导与权力》，伊萨卡，1958，第5页。Maurice Freedman：《移民和团体：中国人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3.1: 33页，1950年10月。

[54]对“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的分析，见Ralph Linton：《土著保护主义运动》，载于Lessa和Vogt编：《比较宗教读物：人类学入门》，伊凡司顿，1958，第469页。

[55]Wolfram Eberhar对中国早些时候的情况，提出几个略有不同的阶段：不成熟的帮、山区帮、交战帮、单一的地区帮、攻击城市、获得绅士的支持。他认为这些帮的成员，不是被家庭或社会驱逐、抛弃的分子，而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与当地农民共生，直到被绅士逐出或是他们联合成了一个大帮而破坏那种共生关系。见所著《征服者和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力量》，莱登，1965，第二版，第100—106页。

[56]《中国人及其叛乱》，第117页。《原始的叛乱》，第二章。

[57]夏燮：《粤氛纪事》，卷1, 2上。

[58]《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8—19页。

[59]《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1∶8页。《宗教与中国社会》，第176页。

[60]Ernst Troeltsch：《基督教会的社会教育》，纽约，1960，1: 331页。

[61]《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

[62] 《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又，Norman Cohn：《中世纪的千禧年说，并和千禧年运动比较研究》，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增刊2，第37页。

[63]《宗教与中国社会》，第176、223、235页。

[64]必须补充说明，Eberhard教授对我在此提出的情况指出了一些例外。4、5世纪弥勒以及宋代王则的救世运动，激进而具体地允诺在尘世有一个较好的“新”社会。

[65]与傅立叶一样，洪秀全把天堂搬到了地上。他对马太福音作批注，说：“一大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

[66]R.P.Huc: 《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纽约，1856，1: 372页引用。

[67]波多野善夫：《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见《历史学研究》，150∶32—42页，1951年3月。

[6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5, 32上—33上。《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78页。

[69]《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62页。

[70]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第1—13页。《清代中国名人传》，第136—137页。《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07—128页。

[71]《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06页。Jean Chesneaux：《近来某些论著对太平天国的讨论》，见《历史杂志》，209∶33—57页，1953年1—3月。

[72]《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3章。《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第14—15页。

[73]《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第34—35页。

[74]George Shepperson：《千禧年运动的比较研究》，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增刊2, 1962年。

[75]这一再生与多数神奇的经验一样，使人想起三合会的入会仪式。这种仪式与洪秀全的幻觉有一共同的主题——净化精神。如天母对洪秀全说：“我子，尔下凡身秽，待为母洁尔于河，然后可去见尔爷爷。”见王重民等编：《太平天国》，上海，1952，第2册，第632页。

[76]Theodore Hamberg（韩山文）：《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和中国叛乱之起源》（以下简称《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伦敦，1855，第1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