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5/16页）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堕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一位中国知府的谈话，1846年[66]

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像杨格与詹姆斯一样，秘密社会的组织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扩展。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失业的增长，那些外出冒险者、亡命之徒觉得能够到手的东西太少，地方官的管制又太严，于是沿广州向西移往山区。[67]1841年春，湖南巡抚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山区通道上的苦力们已卷入鸦片行业，并加入起源于广东的秘密社团。[68]1846年以后，原先活动于珠江三角洲河道地区的海盗转移到高山区，加入了苦力的活动。[69]19世纪40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力量在活动：任文炳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活动于平南附近；梧州有田芳帮；湖南边界的棒棒会；广西陶八的林匪及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70]这些团伙在三省交界的地区内来回活动，在这里抢劫，在那里索取过路钱。他们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太平叛乱的发生。当后者兴起时，他们先是同太平军作战，继而又与清军打仗，像变换据点那样频繁地变换立场。为了生存下去，盗贼们很明智地只在农村地区活动，不去搅扰城市，以获得地方官的容忍。[71]政府衰弱时，他们的人数就大增，并从山上下来。而当政府强大时，他们又收缩——他们是帝国军事运气的晴雨表。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整个华南提供了暴乱的背景。他们加之于广州的经常的财政上和人力上的紧张，给那一时期广东的历史打上了印记。而他们在广西边界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农村变成了兵营。

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西。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会及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1848、1849、1850年连续干旱，桂平发生了米骚动以及可怕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蔓延过来的土匪交织在一起，秩序混乱到极严重的地步，使团练得于1850、1851年应运而生。[72]团练一成立，本地的地主就利用它来镇压客家佃户——他们已开始加入一个隐藏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73]社会很快分为两极：本地的地主团练为一方，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为一方。于是秘密的、破坏偶像的公社弟兄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

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省相似的形势。但是，为什么广西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兴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的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和逼近的革命素质？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千禧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74]但是，只有在现存的制度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时，乌托邦思想才能处于超凡的地位。一个神奇的领袖，如果想使他内心的幻想与外部的现实统一起来，他就必须能够协调他周围的各种共同希望和恐惧。事实上，他的幻想只有似乎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他自己才会清楚地接受自己的幻想。这对未来的太平王洪秀全是十分适用的。他的“启蒙”时刻早于他对基督教的发现。在他神经崩溃时期所做的奇怪的梦中，他象征性地再生了：有一名老妇人给他清洗，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外科手术一样被重新安排。[75]然后，作为一个选民，一位神奇的老人送给他一把神剑，并传给他真正的教义。[76]受震动和被改变的洪秀全仍然忘记了这段经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梁阿发的基督教小册子；那时，梦的含义才突然清楚了。那老人就是上帝，是“天父”。洪秀全则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他将要改变世界。

这些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无前时之病，则虽得此书也不敢相信它们而独自来反对天下的习俗；如我只生了病而没有得到这些书，则无以进一步证明我所见的真确性，而可能认为那只是病中的幻想。[77]

在洪接受基督教千年王国说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78]其他人也一定以类似的方式体验了某种心灵上的压力，才可能接受洪传播的教义。最容易相信这种狂想的是那些“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徘徊于绅士世界的边缘，又没有真正的地位和财富。他们是小镇上的教师、乡村大家的西席或者无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试图在这个儒教体制的国家中赢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就像洪本人，他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愤怒，甚至内心的狂想，使许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这样与人疏远的人，一般会使人转向秘密社会：神秘的道教、民间迷信、复明的梦想。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的力量源泉：西方。

密迪乐指出，每一次英国人在华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洪秀全就学习外国的基督教义。比如，在广州，在达格拉刚刚钉塞虎门的大炮之后，他正开始在广州罗孝全的浸会教堂里阅读圣经。[79]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文化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如同那些排外的人们面对英国人的猛攻所产生的感觉一样。但是，即使是排外主义者，也充满着矛盾感，就像广州人既仇恨外国人，又暗自崇拜他们的军事技能。洪的思想体系显示了这种吸引力的两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维持自尊，不能简单地成为外国信条的“奴隶”。所以，他把基督教据为己有，并声称那个外国人于其中的作用大于中国人的作为普遍价值标准的新世界教义的本源，是属于他的。中国由于把自己的千年王国后的理论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将至的教义混合起来，因而打开了进入那个新世界之门。

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立了他的，也是中国的独创的乌托邦。“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天地、陆海、人类及万物于六日之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人与人之间，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80]在这个所有人都平等的时代，中国曾接受过天父的最初教义。所以，中国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只是历史上的坏人败坏了真正的教义。汉朝亡后，那些恶魔般的进攻中国的中亚夷人拒绝和败坏了中国在大同时代有过的真正教义。“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81]。鞑靼人是使中国走向邪路和不纯的原因，给历史打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太平天国如同所有千年王国说的信从者一样，要来扫除这个腐败的、使人类日益远离纯洁的原始教义的媒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