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6/16页）
这个理论并非仅是洪秀全的发明。清朝初年，忠于明朝的顾炎武等人就认为，圣贤之道被宋代的“新儒家”败坏了。对这些生于蛮夷占领时期的经验主义者说来，周朝是一个社会典范。但是他们已没有早期儒家的相当“天真”的观点，后者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道德重生，周朝的理想制度就可以恢复。换句话说，历史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这一派的另一位学者黄宗羲认为，好的“法律”是“自然的”，而且必须从“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样的法律会是不适当的或不能引用的。这样，历史主义诞生了。其中一些人如王夫之，还开始为发现“民族的”传统而进行了最初的谨慎的探索。他不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自然而然地是中国人。他在《黄书》中介绍了为什么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理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这当然不合逻辑。不论王怎么说，满族人确是很不错的儒家。于是，需要创立一种汉人固有的、新的传统。这是洪秀全的贡献。它对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幻想，是愚蠢而令人讨厌的，但对那些反满的南方人却颇有吸引力，他们在儒家的社会秩序中没有紧要的利益。“上帝划分了世界的各个王国，并以海洋做为各自的界限。这就好像父亲将财产分给儿子们，每个儿子都应当尊重父亲的意愿，平静地经营自己的一份家业。为什么满族人现在强行进入中国，并掠夺其兄弟的财产呢？”[82]
洪对满族人的仇恨相对说来是沉默的。而杨秀清，一个烧炭挖煤工人的领袖，则在其中引进了狂热情绪。杨加进了“实际”的种族情绪成分，这对于发动一场革命运动说来是必须的。[83]满族鞑靼人成了所有罪恶的化身，吸干了中国的生命要素。“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84]，一旦这些鞑靼魔鬼被消灭，中国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就会建立。这就是千年王国，就是天堂——而得救的办法就是杀死满族人。这样，后退性的“拜上帝会”兄弟变成了激进性的太平天国革命者。过去突然变为未来。中国只有摧毁儒家的历史，才能成为自己。
鸦片战争后广州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太平运动的兴起。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以及太平天国扩充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湘南与广西；还有长江流域，这里有贫苦的农民及“流氓无产者”[85]。因为这些，也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但是，其他的秘密社会却像猎狗盯着猎物一样，注视着似乎就要改变的天命，并从内地转向巨大的广州城，向往在那里的享受。
十三
收紧圈子
周围所有的村子都处于一种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中。村庄、市镇甚至小村都有围墙，似乎各自都准备好与邻居作战。相距不足
英里的村庄，都环有16到20英尺高的围墙，人们仅可者到里面的房顶。围墙一般是方形的，没有扶墙，也没有可以沿墙进行射击的地方，不过是最原始的防御工事。[86]
1850年夏，广西的造反者首次侵掠广东。5万名叛匪打着明朝的旗帜。从山上的村庄横扫而下，占领了清远县城。这里距广西边界90英里，从广州溯北江而上，到此100英里。到1851年1月，他们已经巩固了对县城的统治，开始缓慢地顺流而下。他们的进展使其他秘密社会团伙受到鼓励，在广州东北40英里的从化发动了起义。然而还不止这些。夏天，叛乱蔓延于沿着广西边界的西江各县，多支新的队伍在太平天国的追随者凌十八的号召下兴起。他们不抢掠乡村，不糟踏农田，而是开征轻税，试图赢得农民的支持以扩充人员，进攻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这是造反，而不是盗贼。官方开始警惕起来。总督徐广缙在北京的朋友、同僚向他送来了警告说，新即位的咸丰皇帝已经听说了叛乱的事，并对此越来越不安，如果不能很快地平定这个地区，那么总督本人将要对此负责。于是，徐在广州周围县份招募壮勇，把他们派到广西边界。不幸的是，这些“志愿者”不仅开小差，还逃到叛军一方，增加了他们的力量。总督愈加担忧。他决定亲率一支经过挑选的旗军前往省城以西300英里的高州。到那儿以后，他立即开始在广西边界与罗定州之间清理出一条安全警戒线，希望能阻止叛军沿西江而下并与清远的复明叛乱者联络。但他的力量不可能吃掉叛军。1851年9月，凌十八冲破了防线，占领了罗定。徐广缙很快从顺德调来两万“志愿者”，并退到距罗定50英里远的信宜。在那里，他度过了1851年的冬天。他希望在春季重建防线，可是到了那个时候，田芳的军队袭击了正在广西边界上的梧州。[87]
总督不能平定这两个地区。于是，他调来更多的乡勇，要求巡抚叶名琛接替他在罗定的事，以使他可以前往广西。1852年6月1日，叶将他的办理夷务大臣的关防交给了暂署巡抚柏贵，向山区进发。三个星期后，他的军队到达罗定并立即与凌十八交上了火，结果旗军、团练败绩。叶名琛认识到，只要罗定四周的大多数秘密社团继续帮助广西的造反者，他就不可能指望打败凌十八。于是他开始以金钱、官职为诱饵，收买当地的土匪，换得他们的支持，以此破坏造反活动。这个政策成功了。1852年8月2日，当他再次向凌十八挑战时，造反军大败。据说凌十八自杀以免被俘。延续了整整12个月的暴乱被镇压了。[88]
但是梧州的反叛仍在继续。皇帝说话算数，他终于让获得成功的叶名琛接替徐广缙的总督职位，并命令徐戴罪立功，继续平定广西地区的运动。叶决定在1852年秋季以同样的策略去对付其他叛乱地区。可是到了11月，广州也日益不安定，于是叶匆匆返回，发现省城周围正酝酿着叛乱。[89]
自从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入华中，事情变得很明显，湖南、江西将不得不依靠相对说来未受搅扰的广东在军事上及财政上的支援。至于对北京来说，叶名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对广东的控制，使广州的税收能用于平定叛乱。[90]但是，广西战役最初的费用，已使广州负担过重。到1852年9月，仅两广地区就已经花费了400万两军费。这一笔巨款（大致相当于525万美元）中的一部分出自广州藩库卖官所得的银票[91]，50万两是预定应送交北京的海关关税收入。一年以后，当政府甚至考虑向旗军付期票时，藩台还不得不命令省里的地方官各认捐一万两，上交藩库。但这只是应急的办法，还是要寻找其他的财源。1851年秋，皇帝记起了在广州进城危机中广东绅士及商人的慷慨大方，于是要求徐与叶探查由绅士支付两广军费的可能性。16个月以后，1853年3月，地方名流被要求向藩库捐献一个月的财产税。绅士们愠怒地同意了。这样收来的钱渐渐成了官方收入中的一项差不多被认可的来源。从1852年到1855年，顺德一县的地主就捐献了35万2千两，另外还交税20万两。[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