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第4/9页）

法：我无法使您生气。您是否总是这么能控制自己，这么镇静，这么不动声色？

安：是的，因为不值得让希望我生气的人得到满足。像根火柴那样一触即发又有什么用处？况且，我讨厌那些提高嗓门，甚至讲丑话的人！我认为，这说明他不善于以理服人。对某件事，一个人如果深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他就完全没有必要用拳头敲桌子、出汗、激动！那些动怒甚至冒犯别人的人是可笑的。他们常常要在事后向别人讲尽好话以请求原谅，一反其常态而且又做得很过分，低声下气……在意大利有一种扯着嗓子大声争论的风气。但是，我是罗马人，不喜欢没有必要地使事情戏剧化，因为罗马人处理问题时非常善于斟酌。罗马几乎从来都不是罗马人管理的，这确是件憾事。试想，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罗马人当过总理，不是南方人就是北方人……虽然也有托斯卡纳区的人，但对我们来说，托斯卡纳省已属北方了……不管怎么说，即使我去观看一场颇有兴趣的足球赛，我也总是很平静，观看赛马时也是如此。是的，我更喜欢观看赛马。人来人往、五光十色、扣人心弦、孤注一掷……不管是赢还是输，谁也看不出我是否激动或紧张。我几乎总是赢的，因为我是个走运的人。我很少玩牌，很少打赌，但是一般来说，我总是赢的。

法：您讲的是赛马还是政治？

安：赛马并不是我用以消遣的唯一娱乐。我也爱好电影、智力测验节目或写作。写作能使我感到轻松，消除杂念，能使我忘却法令和日常事务。我的这一切爱好有一个共同特性：能使我平静和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您要知道，我非常喜欢同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相处。我给您讲一件事。多年来我都去蒙泰卡蒂尼温泉疗养。第一次去那里时，我在总统府任次长职务。温泉的负责人出来接待我时，对我说：“我陪您去看一下我们为众议员和参议员安排的地方。”我答道：“好极了，您赶快带我去，您并且要非常精确地给我指明它的位置，这样，我就可以躲开它而住到其他地方去。”后来我正是这样做的。这不是为了避免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而是为了不助长宗派活动。政治是一种腐蚀剂，沉溺于其中必将倒霉，其结果必然使我们除了政治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从而成为自己选民的最糟糕的代表。

法：这是您对政治的定义？

安：我……请注意……要是我能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给政治下定义我是乐意的。他们认为政治是文化、道德、使命、艺术史等等。但是我无法像他们那样给政治下定义，因为这就如同要一条生活在水里的小鱼给水下定义一样。鱼不知道应如何给水下定义，它只知道水是它的生命。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我相信，当我在大学预科读书时，如果有人要预测我未来的政治生涯，我一定会大笑的。直到今天，我也不受框框的束缚。事实上我不属于那种沉溺于抽象概念中的人。例如，他们说：“劳动者不要房产，而要权利。”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担心自己表现得缺乏文化修养？还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居然那么模糊，以至于无法表达清楚呢？他们通常是那些高唱“我们接近劳动者”的人。这是一句绝妙的话，因为他们总是接近劳动者，但从不劳动。啊，我的母亲说得对，她说，电视里的人讲演，听懂一半都不到。政治词汇使我厌烦透顶。我同意下述意见：理论是必须有的，否则，工作就没有依据。可是心里也得想些得不到盐和糖的群众，想想那些希望能保证领到退休金的人……什么事？您要什么东西？

法：不，不。我下意识地在找香烟，忘了利奥十三世和红衣主教的故事。

安：好吧！要是您确实想抽烟，那么，请抽吧！我可以点燃蜡烛。您瞧，我有一支特殊的、专门制作的蜡烛。它能净化空气。这样就不会引起我头疼。我不是不能容忍吸烟的人，而是受不了烟味。烟味会使我头疼加剧。我患有剧烈的头疼病，它可以使我连续三四个小时无法工作。这个病的起因一直未能查清，也许是遗传的，我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患有这种病，也许是风湿所致。每当感到疲劳或紧张的时候，或者处于潮湿的环境中，我都会产生这种反应。如果您确实想抽烟，就请抽吧！

法：在您向我讲了上述这些话后我再抽吗？不，不。请您继续讲吧！

安：应该从具体的问题来谈论政治。诚然，在我们这里，那些重视一般行政管理的人总是被人瞧不起。但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满意的一件事正是发生在普通的行政管理方面，是在我任财政部长的时候。那时，石油走私成风，我没有坐在那里叹息，相反，去作了一次调查。我把经济警察的司令官找来，对他说：“我要一个能干、行动敏捷的小伙子。”他给了我一个上尉。此人现在已晋升为上校。当时，这个上尉到一家炼油厂当工人，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每家炼油厂的周围不是都设有一个用于消防的巨大贮水装置吗？可是，人们并没有往里面灌水，相反，从里面却可抽走石油。而在工厂大门一公里以外，就没有任何经济警察的岗哨，当然就没有人进行检查，因此，人们可以把石油注进蓄油车里拉走。就此，我制订了一条法令，规定对于不能出示一张写明装卸汽油地点的条子的油车，谁也不能为它注油……您知道那一年我们增加了280亿税款吗？啊！要是我们在大会上，在预备会上，在总支会上，在各派别中，少为争斗花费时间，而多关心些实质性的事情，那又有多好啊！

法：请原谅，安德烈奥蒂，您既然懂得这些，为什么在您的政府里还搞了那么多糟糕的事？里拉崩溃，物价上涨……

安：您这样讲我认为很不公平。每个政府总是前一届政府的儿子，又是后一届政府的父亲。我的政府的产生是由于中左政府的垮台。当时的日子非常困难，我们的余地是那么小。譬如说，参议院必须每天做具体安排，这就不可能有最起码的规划。在联合政府内，前六个月是比较团结的，但是，1月份，相当一部分部长就开始更多地去考虑未来而不是今天的现实。这样就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某些决定是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的，如里拉的双重币值，制止任何黄金外流……认为我应对里拉的崩溃负责是绝对不符合实际的。相反，要不是我的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里拉必将崩溃。我们刚忘了国际方面：由于某个产油国的投机，影响了里拉的价格，一天内，我们就损失了2000亿里拉。再如，根据共同体的规定，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间的货币交易，一半用黄金支付，一半用欧洲货币支付。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规定，那么，一个月内，我们将不再拥有一克黄金和一块美元。一个财政上受到极大破坏的意大利对欧洲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