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第13/14页）

法：阿莱科斯，你的政治思想是什么？

帕：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是不是你想知道这一点？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反对教条。哪里有教条，哪里就没有自由。教条从来就不合我的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社会政治的都一样。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对我来说，很难给自己贴上标志，说我属于这种或那种思想。我只能告诉你我是社会主义者。在我们的时代里成为社会主义者是正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我说到社会主义时，我指的是在完全自由的政权下实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存在自由就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对我来说，这两种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希腊有民主的话，这样的政治是我喜欢从事的。这样的政治也一直对我有诱惑力。啊，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我想我会献身于政治。因为我今天所从事的和我直到今天为止所从事的都不是政治，而只是与政治调情。是的，我喜欢调情，可是我更喜欢爱情。在民主的条件下从事政治是美好的，就像以爱情为基础谈恋爱一样，这就是我的倒霉之处。你看，有些人只能在战争时期，也就是在非常时期从事政治。也有人只能在和平时期，也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从事政治。可笑的是我属于第二种人。总而言之，在加里波第和加富尔之间我选择加富尔。但是你要明白，自从军政府执政以来，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没有搞政治。在军政府垮台以前，我们都不搞政治。我们不应该搞政治，我们不能搞政治，除非我们有了行动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抵抗，就是斗争。

法：阿莱科斯，你说可笑的是你属于加富尔派。确实可笑，因为作为政治人物你正是采用了类似加里波第式的暗杀而闻名。阿莱科斯，你有没有诅咒过你行刺的那一天？

帕：从来没有。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后悔。你看，只要我在审判过程中说一声我后悔了，他们就不会判我死刑。可是我没有说，正如现在我也不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想法，我想将来也不会改变。帕帕多普洛斯犯有重大叛国罪和其他罪行，他在我的国家里足以被判处死刑。我没有像狂热的疯子那样行动，我也不是狂热的疯子。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志们都是以维护正义的工具来行事的。当暴政强加在某个国家人民的头上时，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是杀死暴君。不应该后悔，我们的斗争将继续到在希腊重建正义和自由为止。我……不，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允许回头的路。

法：我知道。阿莱科斯，给我讲讲暗杀的事。

帕：那是一次做了充分准备的暗杀，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我把一切可能性都想到了。我应该在大约距离200米的地方接通地雷的电路。地雷埋得很好。这是我制造的，是两枚好地雷。每一枚内装有五公斤梯恩梯和一公斤半的其他爆炸材料。我把它们埋在小桥两侧一米深的地方。帕帕多普洛斯的车沿着海滨从苏尼奥开往雅典的路上将经过这座桥。爆炸所涉及的范围应该是45度，可形成一个直径为两米左右的圆形的坑。只要汽车经过的时间恰当，一次爆炸就足够了，一个地雷的爆炸就可击中目标。但是由于把导火线放在汽车行李箱里的同志的过错，导火线被弄乱并打了结，乱到使我只能解出40米长的线来。要在这段距离里接通电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我没有藏身之处，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是离桥8到10米处。尽管如此，我还得去尝试。我立刻意识到这样的位置的缺点和危险性。最严重的是我看不清那条路。在暗杀以前，我曾做过多次试验，我选择了一个200米以外的地方，因为我发现当汽车在我和小桥之间行驶时，我可以把身子藏在一块路牌的后面把它看得一清二楚。那时我就可以接通电路。而从新的位置上我看不清那条路的全貌，其结果是在我该接通电路的一刹那我看不见汽车。另一个缺点是要从那个位置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条路上，每隔50到100米就有一个宪兵。再远一点还有许多警车，在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就有一辆。

法：于是你只好从那里跳入海中？

帕：确实如此。一艘快艇藏在300米以外的地方等着我。我知道要逃跑不是几乎不可能，而是完全不可能，但我决定还是干。通上电后，我马上跳入水中。我在水中游了20到30米，然后探出头来呼吸。我发现他们没有看见我跳入海中。警察从四面八方奔向出事地点。我又游了一会儿，然后离开水面穿过岩石去搭快艇，这样可以快一点儿。我弯着腰低着头向前跑。我突然发现快艇开走了。按原定计划，快艇只等我五分钟，不能更久。但是我没有绝望。按计划还有一个方案：如果快艇来不了，或者在接到我以前必须离去的话，那么我就在岩石间躲藏起来，直到深夜。会有许多汽车在不同的地点等着我。我离开躲藏的地方后，可以摸黑乘上一辆汽车。我只穿一条游泳裤肯定会不太方便，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就这样我在小洞里躲了两小时。在这两小时里，海岸上的警察和军警不停地搜查我，而我却很乐观，因为直到那时他们还没有找到我，那么他们不会再找到我了。然后发生了一件我认为是致命的事。在我藏身的那个岩洞上面，走来了一个宪兵军官。我听见他说：“这里没有，我们到那片灌木丛的后面看一眼，然后去那边找。”但是，正当他往那边走的时候，却摔了下来……正好摔在我的前面。他马上看见了我。一瞬间，他们都向我扑来，拷打我，审问我：“你是谁？其他人上哪里去了？谁乘快艇逃跑了？你说，你说！”一阵阵的拳打脚踢……我假装是哑巴，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于是他们带走了我，把我推进了一辆汽车……

法：如果你不想再谈，就不要继续说了，谈这些够了。

帕：为什么？我正要说，汽车里有公安部长泽韦莱科斯将军和拉达斯上校。一个早就认识我的警察叫道：“是帕纳古里斯！”那些军官们以为是我的哥哥乔治，也就是他们从1967年8月以来一直在搜寻的乔治·帕纳古里斯上尉。他们叫了起来：“我们抓住你了，上尉！现在我们来剥你的皮！”30个小时以后他们才知道弄错了。在这30个小时内，他们用最残酷、最下流的方法审讯我。他们对我说：“我们在萨洛尼卡抓到了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现在在受比你更大的罪！”他们还向我打听一些我并不认识的官员。例如，他们向我打听当时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安盖利斯将军。他们要知道他是否参与了暗杀，为此，他们严刑拷打我。他们惊恐万状，对我上了可怕的刑罚，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我进行有系统的审讯，而只是歇斯底里的发作。当他们终于明白我不是乔治而是亚历山大时，便勃然大怒，加倍地给我上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