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渴求名誉（第6/10页）

西塞罗很清楚，尽管被告是这么个恶劣的家伙，他也不会轻松胜出。瓦莱斯关系很广，有很多身居要职的朋友。西塞罗亲自去西西里取证时，证人不是消失了就是不肯开口。幸运的是，他曾在西西里担任会计官，有自己的广泛关系。证据到处都是，甚至在沉默的农村，那些被瓦莱斯搞得破产的农民对西塞罗也有帮助。作为起诉人，西塞罗很高兴有那么多发现；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感到很震惊。瓦莱斯的腐败行为沉重打击了他的两个根本信念：罗马有益于世界，共和国的一切有益于罗马。正因为这样，西塞罗才能板着面孔争辩说，这个案子的结果将是启示性的。他警告道，“压迫我国民众的贪欲将会向外扩展，在大海的四周，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都不能逃脱，”如果瓦莱斯不被定罪，“共和国将注定毁灭，因为这个恶棍的无罪开释将作为先例，鼓励其他的恶棍犯罪。”29尽管西塞罗站在这样的高度发出威胁，但它们不仅仅是律师吓唬人的伎俩。为了他的政治信念，为了他的自尊，西塞罗必须相信自己说的话。如果克瑟思奖励贪婪而不是爱国主义，如果瓦莱斯能胜过像他这样的人，共和国就真的腐烂了。西塞罗终生坚持这样一个论点：他个人的成功应被视为共和国的健康标志。真诚的原则与个人的利益结合得平滑无间。

霍腾修斯很快知道了他的对手是谁。他没有顺从西塞罗的日程表，而是争取将它延期。最后，就在法庭即将开始一个长时间的休会前，开庭的日子定下了。起诉方遭到重大的挫折，有可能导致失败。根据惯例，律师陈词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如果西塞罗坚持要讲很多的话，这场官司或许会拖上几个月。拖的时间越长，瓦莱斯越有机会贿赂和施加压力。因此，审理开始后，被告得意洋洋。然而西塞罗准备了一场突袭，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步骤，直接在几次简短的演说中展示了他的证据。只需听上其中的一次，霍腾修斯便知道游戏结束了。他放弃了应辩的权利，审问迅速告终。瓦莱斯也没有等候已无悬念的判决，带着他的艺术品急急逃到了马赛（Marseille）。为庆祝这次胜利，西塞罗公布了他准备的全部演说词。毫无疑问，他精心做了润饰，以适合大众的口味；他还特别加强了一些攻击霍腾修斯的地方。消息传遍了罗马：国王失去了王冠，霍腾修斯对法律界的统治完蛋了。

西塞罗的王冠将一直保持到最后。无论就影响力还是他的关系网络来说，这个案子的收益都是巨大的。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别的战利品。起诉开始时，西塞罗宣称不考虑个人利益。这很虚伪。西塞罗肯定清楚，起诉人如胜诉，他有权要求获得罪犯的地位。瓦莱斯是司法官，一旦被判有罪，他的地位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将直接转给西塞罗。其中有一项，他可以在辩论时先于没有司法官身份的元老发言。对于西塞罗这么雄辩的人来说，这项特权非常重要。他的口才的魔力将不仅在法庭展现，也将进入政治的斗鸡场。

当然，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已迈出了一大步。“想想这是个什么城市，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他的弟弟建议道，“每天去讲坛的路上，在心里一遍遍地想：‘我是个新人！我想当执政官！这是罗马！’”30

最高奖赏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小男孩与公牛

整个公元前70年代，卡匹托尔山像个大建筑工地。苏拉的骨灰早已在风中散尽，新的朱庇特神庙则在原来的废墟上一天天成形。它是共和国重大工程中最雄伟的一个，难以想象人们会偷工减料、草率拼凑。还未完工时，西塞罗已经欢呼它是城市中“最著名、最美丽的建筑”了。31每个经过广场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既然老神庙的毁掉是内战的先兆，新神庙的建设就成了众神重新对罗马发出微笑的明证。和平回来了，共和国恢复了。

至少，苏拉希望人们这样想。他们那么在意把监督的权力抓在手中，原因正在于此。苏拉死后，督建神庙的责任正式传给了他最杰出的同事，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他是元老式傲慢的化身。卡图卢斯既出身名门，不折不扣的旧式正直品质又在他身上体现无遗，这些帮助他在元老院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威，轻松成为苏拉最出色的继承人。即便这样的人，忠诚也有他的限度。苏拉希望在神庙的框楣处刻上他的名字，但卡图卢斯另有想法，在上面刻了他自己的名字。

看起来，这种行为并没有破坏卡图卢斯正直的名声。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现在的人们对苏拉颇有微词，他的名字也显得很邪恶。卡图卢斯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用自己的名字取代死去的老领导。他对苏拉留下的遗产的坚定信念仍未动摇，但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在所有自命的保守派看来，他对共和国的种种做法都是公然的挑衅。同霍腾修斯——他的连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一起，卡图卢斯大力推进一种过时的骄傲理念，试图依靠元老院指引罗马公民追求荣誉；另一方面，元老院要由像他这样的人指引，因为他是罗马古代秩序的化身，忠于祖先们的强硬传统。然而，问题是共和国有多种不同的传统，很难理出头绪。在过去，公民们总是受到它们的挑战，困惑地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但苏拉了解这些传统通向哪里，试图驯服它们，控制它们的方向。他主导通过的法律像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发挥着束缚和引导的作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仪式和一些集体共享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规定着共和国，不成文的习俗就是一切。现在不一样了。卡图卢斯和他的同路人虽仍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们也是革命的传人。

然而，在苏拉构筑的河堤下面，强大的水流一直保持着压力。公民们对传统权利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他们最憎恨的就是针对保民官的法律。公元前75年，苏拉去世仅三年，限制保民官权力的法律被废除了。苏拉派为保住河堤做了殊死的抵抗，但多数元老不支持他们。有些是屈服于激烈的抗议活动，其他的或受个人野心的影响，或受对政敌仇恨的驱使，或碍于对盟友的义务，或者是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原因。在罗马，人们的动机总是模糊的。既然共和国的传统秩序开始恢复，罗马政治一贯的捉摸不定也不能例外。苏拉希望构造一条单一的、获取权力的通道，现在，他的梦想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一起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