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雅典（第9/12页）

但是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为雅典重新获得自由而战的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意见分歧。无论克里斯提尼在流亡中曾经对克勒奥墨涅斯做出过何种保证，如今他丝毫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斯巴达的附庸。与此同时，克勒奥墨涅斯曾经为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而让斯巴达人冒生命危险，现在渴望得到对自己投资的回报。即便不能得到一个积极屈从于自己的政权，他也希望至少雅典在党派纷争之中衰弱下去，不再成为斯巴达的威胁。很快，两个同谋之间的密切关系瓦解了。在随后的明争暗斗之中，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克勒奥墨涅斯的方向发展。当然，世袭贵族对克里斯提尼的怀疑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虽然僭主统治的影响已经被铲除，但是还有很多贵族渴望回到过去联手反对阿克迈翁家族的美好时光之中。反对克里斯提尼的力量开始聚集在一个名叫艾萨戈拉斯（Isagoras）的贵族身边，此人是“僭主们的故交”42——在这个身份的影响下，他于公元前508年的时候被选举为执政官。如今，克勒奥墨涅斯彻底地与从前的合作伙伴决裂，并在斯巴达公开表示完全赞同这一选举结果。艾萨戈拉斯把斯巴达国王的支持看得至关重要，迫切希望得到这样的支持，人们甚至谣传他用自己的妻子贿赂克勒奥墨涅斯。

虽然克里斯提尼在当时以手段卑劣著称，但还未曾下作到如此地步。他善于各种欺诈诡计，但只不过是抓住对手宣传中的破绽加以利用而已。他决心不让雅典沦为斯巴达的附庸国；但却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战争中艾萨戈拉斯已经占得先机。很少有雅典人承认自己的城邦性质已经永远改变。以前被僭主控制的权威已经在精英分子重新将权力紧紧占据的情况下化为乌有。僭主本身也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很难准确地说权力会落入何人之手。各大家族，包括阿克迈翁和菲莱德斯在内，还会拥有私人的基础吗？或许如此，但是，自从回到雅典以来，克里斯提尼的个人经历已经表明，这个遭到流放以及通敌恶名削弱之后最大的世袭贵族，他们的威望已经严重透支。面对艾萨戈拉斯的步步紧逼，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富有而高贵的精英家族中寻找一派力量作为自己的后盾，而是转向权力的根本源泉。克里斯提尼在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43正像从前希庇亚斯、庇西特拉图甚至梭伦常常说的那样，如果人民真正实行统治权的话，那就让他们对相应的城邦拥有权威，应该让他们对政策进行讨论、投票表决、贯彻实施，不必考虑阶层和财富的区别。将权力（Kratos）投放到人民（Demos）之中。简言之，就是要让雅典成为一个民主政体（demokratia）44。

这个计划实在惊人且极其大胆，这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对手们不知所措，报之以强烈的反对和不信任。而克里斯提尼的提议毫无疑问“赢得了人们全心全意的支持”45，在艾萨戈拉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这即使同阿克迈翁从前的那些花招相比，也完全是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玩世不恭的做法。然而，真相让贵族们更加不安。克里斯提尼的措施得以实施，目标迅速推进、构思清晰明确，丝毫不像一个人在困境中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进行了精心构思。在遭到流放的痛苦时期，克里斯提尼并不缺少机会反思贵族们的各种野心，自己和其他世袭贵族们的种种借口带来的只有内部纷争和僭主的羞辱。雅典衰弱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那么还有希望治理这一切吗？克里斯提尼和他的盟友们认识到只有一条道路可循。那就是打破目前的模式，不仅要限制精英分子的野心，同样也要限制所有雅典人的野心，用他们的力量为雅典创造一个至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的未来。这是伟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奋力一搏，克里斯提尼为之押上了自己的全部筹码。

只可惜，这个决心突然造成了他的失败。公元前507年初夏，斯巴达派来传令官，根据一条古老的诅咒下令驱逐阿克迈翁家族。显然，在这两个过去的合伙人之间的猫鼠游戏中，克勒奥墨涅斯还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招数。克里斯提尼由于惧怕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立刻掉头逃跑。克勒奥墨涅斯随后带领一小队贴身侍卫轻松地进入城市。他冒险命令进一步清除反斯巴达分子，总计多达700个家族。随后他招摇过市登上卫城，并坐下向艾萨戈拉斯口授一部新的法律。在这部新法中自然不会有任何有关民主的胡言乱语。而艾萨戈拉斯自然也像将自己的妻子献给克勒奥墨涅斯一样，将雅典献给了斯巴达。

就在国王和卖国贼两人暗中密谋的时候，他们脚下的街道中隐隐传出不祥的剧烈声响：这是骚乱的声音。克勒奥墨涅斯从城墙上面向下望去，看到的是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卫城的山门之前，将他及其士兵围困在山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必须要缓和人群的情绪。谁是这次骚乱的主导者？克里斯提尼已经被放逐在外，他的党羽同样遭到了驱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令人不快的事实逐渐显露出真相。这完全是雅典人民自发的事件，他们被克勒奥墨涅斯的放肆和艾萨戈拉斯的叛国事件所激怒，同时举义捍卫自己应得的自由——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安抚的情绪。围困持续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克勒奥墨涅斯“已经饥饿、肮脏、邋遢至极”46。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斯巴达人不得不被屈辱地护送到境外，而艾萨戈拉斯也通过某种方式逃出了城邦，流亡到了国外。在革命的烽火和流血之中，民主终于赢得了未来，成功经受了第一次扑杀的考验。

克里斯提尼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以胜利者的姿态赶回。人人都清楚，这次胜利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即使当初反对他的最顽固分子如今也承认，已经不能从他向雅典人民承诺的改革计划中再做任何的后退了，因为自从包围卫城打败了克勒奥墨涅斯之后，这已经成为他们每个人的责任了。诚然，私刑处死艾萨戈拉斯党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即使上层阶级也会觉察到克里斯提尼对这个场面有些许轻松的感觉。接受他及其计划周密的改革建议，总比再次发生街巷中的流血事件或者世袭贵族的尸体悬挂在卫城山上并在酷暑中慢慢腐烂要强得多。

因此在意义重大的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提尼一名来自阿克迈翁家族的亲戚平稳地从艾萨戈拉斯那里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重新将雅典改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与此同时，“良治政府”这个包括吕库古和梭伦在内的无数希腊古代改革者奉为圭臬的口号，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及其同事们巧妙且激进地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口号——平等（isonomia）联系起来了。人们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在参与国家管理中完全平等，从此以后这成为雅典的理想，但是实际上有些公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平等机会，例如，只有上层阶级的成员能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虽然某些旧秩序的残余在民主大潮中保留下来，但更多的则被永远淹没了，梭伦也几乎无法识别这样的场面。雅典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在这里，无论贫穷的市民还是未受到教育的市民都有公开发表演说的权利；47人们不仅在贵族封闭的阔绰沙龙里讨论政策，而且在公开的市民大会上讨论，在“木匠、铁匠、皮匠、商人、船主、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面前共同”讨论；48在所有雅典市民共同投票之前，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实施，没有任何法规可以通过。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高贵试验，公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参与并控制国家事务。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不会再有一次与此相同的事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