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7/15页）

除了在银行业、商业、运输业之外，犹太人也大量涉足正在出现的大众传媒业，包括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在许多方面，犹太人是爱书的民族。两千多年来，他们就依靠文字生活，因此如鱼得水似的从事印刷绝非偶然。尽管在这一领域犹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非凡表现，但是他们远没有像他们的诽谤者所相信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这里还是一个成见的问题。从表面来看，一些犹太的报业大亨似乎主导了市场，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尤其明显，但是除了所有的犹太人控制的报纸，仍有数以百计的非犹太人报纸。犹太人的仇视者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出版”是激进的，甚至是“犹太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报纸业或出版业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实际上倾向于成为温和的中心，而非极端的保守主义或极端的社会主义。另外，犹太人很少宣传“犹太教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公开维护犹太教的思想。但是，正如后来人们所见，对于犹太人的仇视者来说，这并没有造成什么差异，因为他们很快就创造出一个完全想象的犹太人的“特性”“信念”“精神”等条目。从长期来看，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恶毒的指控是不可能的。这些指控包括犹太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显示自己的精神特性。

现代犹太新闻业之父是莱奥波德· 索尼曼，他在1866年创办了《法兰克福汇报》。索尼曼在柏林有两位一样伟大的报业大亨同伴，一位是莱奥波德· 乌尔施泰因，一位是鲁道夫· 摩西。乌尔施泰因在1877年购买了《新柏林日报》，后来增加了《柏林早报》。他的五个儿子参与之后，乌尔施泰因的公司成为了最庞大的出版康采恩之一，直到纳粹把它击碎。更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大众市场更有读者的是摩西的公司。其奠基人鲁道夫· 摩西在1871年出版了《柏林日报》，这是第一份主要由广告而非由读者做财务支撑的报纸。摩西通过创建两份主要为工人大众服务的便宜报纸——《大众报》和《晨报》——扩大了自己的帝国。到1914年，摩西的报纸总发行量在约400万的总人口当中达到了25万份。犹太人很少出现在图书出版业，著名的出版人是塞缪尔· 菲舍尔和库尔特· 沃尔夫，他们主要是为大众提供服务的出版商，但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文学水准。

紧接着“犹太人的”出版或者银行，在犹太恐惧症患者的心理世界一直构成最重要因素的机构是受到极度诽谤的百货商店，尤其是纳粹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恶魔般的百货商店的疯狂攻击。这些商店被认定吞噬了许多德国人的小杂货店的生命，让它们垂死挣扎。事实再一次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19世纪的百货商店，它是创新的奇迹，因为它将许多小商品在一个中心区域集中起来，以优雅的环境、阅读室和休息室、餐馆以及低廉的价格，给消费者从未有过的吸引力而诱惑着他们。百货商店应该是消除了对喜欢讨价还价的犹太人的成见，因为它的交易价格固定。但是，对犹太人的仇视仍未改变，它很快以新的形式替代了古老的成见，也就是说，格尔松、格伦菲尔德、蒂茨、绍肯、维特海姆的百货商店是犹太人更大的经济阴谋，它的目的是接管德国的经济。

这类对犹太人的经济成功的仇视，经常来自正在被现代化快速忽视的社会经济团体，他们因为自己的经济困境而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批发商。他们猛烈攻击自己假想的没有寄托的、有进取心的、冷漠无情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毫不考虑他们假定的对他们的无辜受害者的伤害，在经济成功的梯子上攀爬。这种感情在德国各地的农民当中尤其强烈。尽管第二帝国期间在建立各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借贷机构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犹太人贷款的传统形式在乡村依然没有减弱。农民已经习惯于数个世纪以来直接向犹太中间商直接交易的传统，这不仅发生在金融交易中，也出现在更为广泛的涉及牛、小麦、啤酒花、羊毛、皮制品和木材等商业交易当中。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法兰克尼亚、黑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犹太人的商业交易者保持了他们的领导地位；从事牛交易的商人有四分之三是犹太人。

在整个19世纪后期以及此后的时期，德国的农业一直处于危机当中，因为德国的农民不能适应生产和管理的最新科学方法，因此在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许多农民欠了犹太借贷人的巨款，他们偏爱和犹太人交易，因为人们认为，与欠那些令人尊敬的德国机构的钱相比，欠犹太人的钱没有那么丢脸，这些农民经常被迫将他们超出抵押的农庄出售给犹太债主。每当犹太人在拍卖他们委托人负债的财产获取利润的时候，怨恨在乡村达到了反犹太人仇恨的高峰。在19世纪后期，像奥托· 鲍克尔、赫尔曼· 阿尔沃特那样的反犹太人煽动者，在政治上组织的就是这种仇恨。尽管工业化和现代化十分快速，但是农业贸易和前工业贸易的顽固性在德国依然非常强势，就是在这些受到现代化替代或威胁的集团，比如农民、传统工匠、缺乏竞争力的商人、负债的容克地主，反犹太人的偏见非常强烈。

这类经济上的反犹太人仇恨，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这样一种谴责：犹太人正在污染德国的文化纯洁性，他们用自己犹太人精神的粗鄙物质主义价值观感染德国。根据彼得· 盖伊富有启示性的表述，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犹太人并不必然具备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涵，他们是自己历史地位的主人，也是牺牲品。犹如在其他领域，对于德国人来说，在文化领域当中犹太人也是处处可见，但与其是作为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还不如说是作为犹太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另外，许多犹太艺术家被贴上了轻蔑的标签，或者与先锋派运动消极地联系起来，这些运动被文化的保守主义分子唾弃为非德国的或者颓废的。但什么是犹太作家或者犹太精神呢？一个人如何客观地将德国艺术家和犹太艺术家区别开来呢？正如德国那个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犹太人马克斯· 利伯曼所认为的那样：“绘画和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像无数的德国犹太人，利伯曼坚持自己强烈的人文主义信念，他并没有发现在显示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对自己民族或宗教立场的骄傲之间存在着道德上的不匹配。他说：“我一生中的首要问题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从不是，你是犹太人、基督徒、异教徒吗？”这没有改变他作为犹太人的自我形象，因为他曾挖苦地承认他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