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8/15页）

事实上，许多犹太人越来越相信，没有理由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是犹太人和德国人。在受过教育的德国犹太人当中，被德国文化同化或者适应德国文化的进程在飞速进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渴望拥有德国人的教育，并骄傲地以良好的通识教育的形式展示这种教育的特征，他们始终用钢琴和书架艺术化地装饰自己的屋子，强制自己去博物馆、戏剧院或歌剧院。他们在私人会谈或公共谈论中引用古典作家（席勒、歌德、康德）的名言，这成为了许多犹太人确认自己的德国人特征的途径。他们做得绝佳，以至于他们比许多德国人还要维护德国的高雅文化。例如，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巴赫的全集没有得到印刷，因为德国的音乐精英认为巴赫是过气的音乐学究。甚至到19世纪20年代，巴赫的音乐几乎没有得到印刷。犹太作曲家费利克斯· 门德尔松· 巴尔托迪（1809—1847）是伟大的哲学家摩西· 门德尔松的儿子，他从伯祖母萨拉· 莱维和拥有巴赫《马太受难曲》全部手稿的指挥家卡尔· 弗里德里希· 策尔特那里了解到巴赫的这部作品。策尔特对这部作品能否得到演出深表怀疑。但在1827年，门德尔松在其住宅安排了一场私人演出，他让策尔特相信《马太受难曲》应该得到复活。门德尔松和演员爱德华· 德弗里恩特在巴赫这部巨作上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对它进行了编辑和删节，使其达到了可以控制的演出标准。此时，这位年轻的犹太作曲家说：“想想吧，一位喜剧演员和一位犹太男孩必须复活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音乐。”1829年3月11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由门德尔松指挥，在柏林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上演。之后，柏林的名人在策尔特的住宅里举行了盛大的聚会。有一个故事说：德弗里恩特夫人轻声对门德尔松说：“告诉我，坐在我边上的蠢货是谁？”门德尔松用餐巾布挡着嘴轻声说：“那个蠢货是哲学家黑格尔。”

犹太人在其他领域也是德国文化的支持者。格奥尔格文化圈的成员围绕在诗人斯特凡· 格奥尔格周围，用几乎疯狂的热情培育着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这些成员主要是犹太人。“回到康德”运动，企图证明康德学说的认识论和道德的关联，这个运动由奥托· 利布曼富有挑战性和争论性的论文《康德和他的追随者》（1865）发起，在整个19世纪后期由赫尔曼· 柯亨和他在马堡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这些学生当中包括恩斯特· 卡西雷尔，“他每一口气都呼吸着高雅的德国文化”。这些哲学家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以及它对人类自由和宽容的憧憬。根据彼得· 盖伊的观点，他们转向席勒或康德，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明显是可以被引用的声明；并且，康德的批判哲学为理性的宗教提供了基本原理。这一宗教承诺允许被解放的犹太人使自己的宗教观点适合一个普遍的——他们希望得到普遍尊重的——方案”。

柯亨的梦想是，德国将成为文化的熔炉，在其中，犹太人和德国人成为一家人。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却代表着他的那一代许多犹太人的希望。柯亨是少数擢升到终身教授地位的犹太教授。允许获取终身教授等级的人，通常被要求皈依基督教。弗洛伊德没有被允许获得教授职位，许多伟大的天才——不论皈依的还是没有皈依的——都遭遇到了持续的歧视。在小学或中学，雇用的机会可能更为糟糕，在政府的雇用也是如此。犹太人被有效地排除在上层公务员、内阁职位之外，尤其是排除在最受国民尊敬的军官团之外。未受洗礼的犹太人在普鲁士军队中，或者在普鲁士主宰的其他邦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成为一位军官的。正如弗里茨· 斯特恩所说，在德国没有德雷福斯案件，因为德国没有德雷福斯。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形式的隔离，正如许多德国犹太人自己的观点和个人的表白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感到自己是德国人，并且认同犹太教士莱奥波德· 施泰因的主张：

我们是德国人，我们不要其他东西！除了德国这个祖国，我们没有其他祖国，我们不希望其他祖国！唯有依靠我们信仰，我们才是犹太人，在其他方面，我们效忠我们生活的国家。

假如我们回顾第二帝国，以及犹太人对生活在那里的状态的看法，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尽管有许多困境和羞辱降临到个别的犹太人身上，但是犹太人在德国有着在家的感觉，他们组建家庭，并且参与到德国的生活和文化当中。犹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德国，他们沉浸在德国文化之中，并给予德国经济的强盛以金融上的支持。他们得到的奖励是可观的，因为四分之三强的犹太人属于殷实的中等阶级，相比之下，他们是一群享受着比平均水平的德国人收入更高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住宅和豪宅是他们物质上成功的见证。他们并没有显眼到他们随时会被清除的地步，或者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十分危险，以致他们必须准备好行李箱，随时等待通知走人。那么，什么能够解释在德国存在的对犹太人仇恨的顽固性呢？它是如何表现自身的？同时为何对德国的犹太人是潜在的危险呢？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的多样性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可以比作水流中的漩涡，它在强度上经常变化，一直产生着吞噬犹太人的危险，最终，漩涡变成了有着政治和文化强度的更大涡流，种族主义仇恨的恶魔从中浮现，在阿道夫· 希特勒纳粹运动中变形，最终成为致命的东西。这些漩涡里有持续的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的偏见，它们谴责犹太人为杀害基督的人，指控他们犯有各种各样反基督教社会的罪行；有民族主义的偏见，它们控诉犹太人是“异己的存在”，是一个国家中的国家；有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它们控诉犹太人是欺骗诚实的德国人的吸血鬼；有大众歧视性的偏见，它们以各种羞辱的形式（斥责、排挤、嘲笑）指控个体的犹太人；有种族生物学的信念，它们诬蔑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劣等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具有生物学健康的危害。这些偏见绝非在孤立中运作，而是在许多情况下构成了相互关联的背景或综合征，它们在单一的个体中，也在更大的集团中运作；另外，就是在第二帝国期间，这些反犹太人偏见公开地爆发，成为了组织化的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