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9/20页）

为了再次驳斥妄想的思想只是未受教育的人实际上专有的观点——这种观点让知识分子很舒服——记录德国学术界的犹太恐惧症思想的史前史是重要的。事实证明这一假定是谎言。种族主义的理想受到许多德国教授热情地支持。柏林大学新校长威廉· 希斯在他的就任演讲中显示出他是坚定的种族主义卫生学的支持者。根据罗伯特· 普罗克特的观点：

在纳粹掌权很久之前，许多研究种族卫生学、种族学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机构和课程都在德国大学里建立起来。到1932年，可以公平地说：种族卫生学成为了德国医学圈子里科学的正统，在1932—1933年冬季学期，大多数德国大学的医学系都开设了26个独立课程，讲授种族卫生学。

意识形态的强迫症正在被教诲，但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医学领域。人类学家汉斯· F.K.金特、耶拿大学的哲学家马克斯· 旺特、明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 普兰格、柏林大学的法学家E. 冯· 莫勒、格雷夫斯瓦尔德大学的哲学家赫尔曼· 施瓦茨都在促进这一强迫症。无疑，这些直言不讳的反犹太哲学家并非必然是整个教授团的代表，但不能否定的是，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他们同事的宽容，并且得到新生的极端化的学生广泛地分享。

除了这些体制化形态的犹太恐惧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文献也记载了为数众多的“仇恨犯罪”的发生，一般采取亵渎犹太人的坟墓和会堂的形式。阅读当代犹太人的出版物是有指导性的，它们记载了这类暴行的发生。中心协会细致地记录了1923年至1932年间亵渎坟墓的事件，抵抗反犹太主义协会也作了同样的记录。尽管在魏玛时期没有发生屠杀，但是假如没有行政当局的干预，有几场骚乱和反犹太人的挑衅可能轻易地恶化为屠杀。1923年11月上旬，反犹太人的骚乱在柏林的流浪汉区爆发，许多犹太人生活和工作在那里。作为“水晶之夜”的前兆，咆哮的暴民砸碎了犹太人的商店，掠夺他们的财物，高呼“杀死犹太人”。在同样的月份，希特勒发动了慕尼黑政变，许多犹太人遭到了攻击。纳粹的暴徒随意地挑选公寓，就是因为他们业主的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比如勒文塔尔、勒文施泰因、赫茨、克莱尔斯海默；他们进而掠夺财物，威胁或者暴打业主。希特勒的冲锋队暴徒从电话簿上选择人质，挑选名字听上去像犹太人的业主，然后派遣冲锋队员把他们带走。鲁道夫· 赫斯除了实际上“逮捕了”整个巴伐利亚内阁，还把犹太银行家路德维希· 瓦塞尔曼作为人质，对他说了不少犹太恐惧症侮辱性的言辞。

这是一个大难即将到来的预兆。八年后，当纳粹已经嗅到胜利的气息，他们挑选了犹太新年的第一天（1931年9月12日），策划了对柏林犹太人的屠杀。这个计划由冲锋队领导人赫尔道夫伯爵和卡尔· 恩斯特执行，号召对选帝侯大街的犹太教礼拜者进行伏击。但是，当纳粹的暴徒出现在这条时尚大街的时候，多数犹太教礼拜者都已经回家，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纳粹暴徒攻击“犹太人长相”的行人，后来显示，这些人大多数是罗马尼亚人或者亚美尼亚人。这个事件的反响有着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目击事件的德国行人没有特别的愤怒，也没有干预；警察只是做了象征性的姿态抓捕了几个嫌疑犯；法院最终宣告几个嫌疑犯无罪。当然，毕竟一个法院还是进行了审判，这证明德国依然是一个法制国家，公民在其中保证完全的公民权；但是，这个国家在萧条和更新的政治狂热的冲击下，正快速地向大灾难飞速奔去。

在柏林这一事件之后仅仅两个月，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文件泄漏到法兰克福警察局，它显示一旦国家出现紧急状态，纳粹计划做的动作。这些文件由黑森州纳粹党大区领导人在一个名叫鲍克斯海默· 霍夫的农庄起草的，这些文件概述了当纳粹掌权并面对共产党接管时，将运作的紧急措施。这些“鲍克斯海默”文件确切地显示一旦纳粹掌权德国人将要面对的东西：无情的极权主义统治、冲锋队对国家部委的控制、对各种犯罪的死刑。这些文件也显示了犹太人将要面对的东西：大规模饥饿致死和驱逐。

当然，希特勒完全否认知道这些文件，并试图使自己与这些文件包含的极端建议保持距离。他处于政治成功的边缘，因此他难以承担真相的揭露，即他的政党注定会鉴于恰当的时机，准确地按照鲍克斯海默文件上建议的那样行事。同时，他以登峰造极的手段玩起了变色龙的游戏，它糊弄德国社会重要的企业团体相信，他的反犹政策只是用来消除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突出地位，他没有意图攻击犹太人本身。但是，阅读过鲍克斯海默文件的罗伯特· 维尔施和其他著名的犹太人都深深感到震惊。他们认识到，这不是用来获得政治控制的蛊惑人心的空谈，而是为纳粹未来的国家精心起草的策略。

国家最高法院中止了对鲍克斯海默文件起草者维尔纳· 贝斯特的诉讼程序，因为这些计划仅仅是在乌托邦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演习而已。这一政治上的误判再次证明，德国的机构没有保护民主共和国抵制它的武装敌人；同时由于没有能够避开对自身的威胁，共和国没有能保护存在于自己权力范围内的少数派犹太人的权利，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民主进程的退化证明支持共和国及其民主宪章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在共和国的支持者当中，犹太人发现了他们最强大的同盟者。温和的中间派政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强烈地支持犹太人的公民权，反对任何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到1932年，温和的中间派作为德国政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左翼政党坚定地反对犹太恐惧症，但是它们也输给了极端右翼，并且它们互相鄙视，就如它们鄙视纳粹党一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强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犹太恐惧症，但是这一态度并非一直扩展到普通大众当中，他们经常把犹太人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恐惧也来自犹太移民（东方犹太人）的竞争。左翼被阶级意识的心理所俘获，认为犹太恐惧症完全是一个经济的术语，即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经济利益相关，这些剥削者把犹太人的仇恨者作为工具，把劳动阶级的注意力从经济的艰难中转移出来。然而，具有强烈社会主义信仰的德国工人从来没有击败纳粹犹太恐惧症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