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13/22页)

希特勒布道一个民族集团的优越性,它的祖先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而犹太人布道人类的兄弟友谊,正如贝克所言,你的邻居就是你自己。希特勒试图创造种族净化的概念,而犹太人教诲人们所有人都是用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希特勒谈论人的无知,而像莱奥· 贝克这样的犹太人谈论人的正直。甚至在未来的几年,当莱奥· 贝克看见他的世界毁灭于他的德国邻居之手的时候,他依然要求对每个人都要作为一个个人来加以判断。希特勒布道政府和法律都要用于一个特色国家的发展,……而犹太人教诲从根本上来说,最高的法是上帝之法。

紧随政治的稳固期,1936年至1937年见证了第一个对外政策上的突破,包括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引进四年计划重新设定德国经济的目标,快速地重新武装,成功地经受住了大萧条。纳粹通过逐步减少《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已经“滑过了国际关系的危险区域”,同时破坏了西方的安全体系,尤其是法国的安全体系;加固了与法西斯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意大利。纳粹政权也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和信誉,因为它成功地举办了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当世界的眼睛聚焦于奥运会的时候,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的鹰巢里撰写有关经济策略和重新武装的绝密备忘录。这个文献与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和国际善意都是十分矛盾的,体现了希特勒对重新武装步伐过慢的不满,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经济必须适应四年之内发生战争的需要”。如果发生战争,四年计划设想了剥夺德国所有犹太人的财产。

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为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委任赫尔曼· 戈林为新的四年计划的总管,赋予其全权发布法令和条规,把所有政府或纳粹党的机构都捆绑在一起。为了实现经济自足的目标,戈林采用的新重商主义的政策,严厉地削减进口,固定工资和价格,限制利息,交替使用哄骗和恐吓,使得大企业扩大工厂规模,目标是生产合成橡胶、纺织品、燃料,以及其他发动战争必需的稀有原材料。这一政策的顶峰是建立了赫尔曼· 戈林工厂,建立它们是用来开采低等级的铁矿石。一些人给这个计划贴上了标签,认为它是庞大的强盗组织,掠夺大企业,使戈林自肥。

戈林进入了经济权力的顶峰,这意味着德国经济的根本变化,即离开了沙赫特更有弹性的自由市场路径,转向戈林的观点:和平时期国家高度调控的、能同时提供枪炮和黄油的战时经济。大约有一年时间,戈林和沙赫特两人一起管理,旨意相互交叉。1937年11月,沙赫特辞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和战时经济的全权代表,戈林就此成为经济主管和享有希特勒信任的人。作为四年计划的总管,戈林也深深卷入对犹太人个人财产和财富的掠夺当中。从1936年秋季开始,戈林负责雅利安化的进程,与党卫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紧密合作,在“水晶之夜”之后监督对犹太人的掠夺。还是戈林,他命令海德里希承担所有所需的工作,为1941年7月31日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做好准备。

从1936年秋季到1938年秋季,纳粹为全面从经济领域驱逐犹太人做好了准备,它发布了严格的法令,并在幕后监督没收。尽管到1937年较大的犹太企业能够以相对公允的价格出清他们的财产,但是较小的或者中等规模的企业就不是这样了,它们遭到了勒索,并且被威胁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些策略的结果是,让不断增多的犹太人贫民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生计到处叫卖。因为叫卖是国家注册的行为,德国政府错误地假定犹太人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增加了。正如罗伯特· 维尔施在1936年指出的那样,现实是犹太人受到了毁灭性的威胁:“我们生活的道德的、物质的、知识的基础四分五裂了。”然而,尽管对犹太社会的生活和灵魂产生了无情的压力,犹太人依然没有决定离开德国。1936年9月29日,内务部国务秘书威廉· 施塔克卡特召集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里有他自己的部门、经济部、副元首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在《纽伦堡法》之后,处理犹太人的战略。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致同意支持完全移民的政策,除了首选巴勒斯坦,还有乐意承认德国犹太人的任何其他国家。因为正在施加给犹太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同时限制他们在德国获得生计的能力,与会者想知道应该留给犹太人哪些职业,以致他们不会成为帝国的经济负担。这次会议和作为整体的纳粹领导层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其他国家依然不愿意接受较大数量的犹太人,部分是因为来自世界范围萧条的经济问题,部分是因为四处弥漫的反犹太人偏见。尽管许多犹太人能够移居到巴勒斯坦,但是英国人害怕不断增长的、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和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一个英国王室委员会在1936年末被派往巴勒斯坦,它在1937年发布了一个报告,在其中建议巴勒斯坦分割为分离的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但是,当这个建议在巴勒斯坦遇到强烈抗议的时候,这个委员会推迟了这个计划,并且建议对犹太移民加以限制。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犹太人移民以及整个犹太人问题被移交给了希姆莱和党卫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早在1934年,党卫队就起草了犹太人状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以冷酷的诊疗细节审视了这一问题,评估了德国犹太人社会的性质,并且建议依靠强迫和劝说作出重大的努力使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党卫队后来鼓动那些承诺移民的犹太机构和领袖。党卫队寄希望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社区支持移民的人能够列入这一计划的名单,但事实令它失望,因为犹太人移民的基本障碍是这些犹太人依然对德国是忠诚的。

在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里有一个被称为II—112的部门(犹太人事务部)负责处理犹太复国主义事务和犹太人移民,它的负责人是阿道夫· 艾希曼。他是一个不抛头露面的、爱挑剔的官僚,因为这一小型的办公室将成为纳粹对付犹太人的毁灭性机器的主要部件之一,这就促使艾希曼成为大屠杀的关键人物,尽管他才智平平,完全缺乏情感。艾希曼在1937年前往巴勒斯坦,两个月后他递交了《犹太人问题的综合报告》,在其中他认可移民,但是警告在几个集中区域四散的犹太人可能导致敌意的力量,对帝国的利益产生影响。艾希曼怀疑移民能够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暗示一个可能的灭绝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党卫队是纳粹种族政策的先锋,另外控制了暴力和恐怖的机器,因此它将迟早不可避免地被委托承担灭绝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