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17/22页)
假如依云会议证明是西方合作虚伪的一个借口,同时加强了希特勒对民主软弱的心理意象,那么它至少实现了一个实际目标,即建立一个政府之间的难民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协调国际之间的努力支持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领导委员会的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乔治· 鲁布利,一位七十岁的国际律师,他被赋予了代表犹太人和纳粹进行吃力不讨好的谈判任务。鲁布利和纳粹的谈判通常陷入困境,因为双方在犹太人应该上交多少钱才能获得自由方面不能达成共识,同时也因为很难发现乐意接纳他们的国家。希特勒一段时间一直在嘲笑民主国家,因为他们拒绝使他摆脱他的犹太人口,结果是他更进一步挖苦这些国家在依云会议上作出的努力。在纳粹党1938年9月12日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的最后演讲中,他的主要目标是发起对捷克斯洛伐克歇斯底里的战争。在其中,他也没有放过另一次机会指出犹太资本主义和犹太人激发的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他这样一个信念:犹太人正依靠将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植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肌体,来毁灭它们;同时,他们操纵不可避免的对抗,等待着一旦他们的敌人自我毁灭就马上接管这个世界。希特勒相信大国的统治精英还没有被犹太人颠覆所污染,他们本能地鄙视犹太人,他们的民众和他们一样深深地厌恶犹太人。在他心里,这解释了为何这些国家拒绝接受额外的犹太“寄生虫”。德国至少对自己的犹太人是诚实的;就希特勒所关心的,他对西方的虚伪厌倦了,因为这些民主政体有机会行动的时候,他们给予犹太人的一切只是道德而已。
道德的支持也许是犹太人能够希望的最好的东西,并且在国内和国外都是珍贵的稀有之物,特别是在德国两个基督教会主要的发言人那里。大量的著作从道歉和谴责的两个方面论述了德国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被动——假如不是串通——的角色。当然,除了极少的例外,无疑两个教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沉默中观察对犹太人无情的迫害。人们没有发现教会的主要领导人或者神学家提出公开的抗议。当教会当局提出抗议的时候,纳粹就会侵犯他们的机构。另外一点也是无疑的,基督教会已经吸纳了一千年基督徒对犹太人偏见的传统,这阻止了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展示真实而同情的基督徒之心,因此也阻止援助他们的犹太邻居。德国的基督教会和西方世界其他的教会一样,属于同样的循环文化体系,不幸的是,这一体系一段时间里受到强大的世俗压力的影响,它们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民族运动以“德国基督教精神”的形式损害了德国新教。这一精神拒绝“犹太人的”因素,甚至坚持耶稣是具有勇敢之心的雅利安人,他挥舞的是剑,而非戴着荆棘的皇冠。当然,纳粹欢迎这样的观点,并试图利用德国的基督徒,以便在基督徒的心里扎下根。他们普遍的姿态是给两个教会楔入引起不和的话题,以破坏它们的力量和团结,以及抵抗纳粹统治的意志。
纳粹分子成功地恐吓了两个教会的领导层,使他们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地毁灭教会,这个目标希特勒一直拖延到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教会一直陷入与纳粹统治者的致命冲突中。它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它们不欢迎但是恐惧纳粹对权力的掌握。尽管教会的一些领导人可能最初对纳粹作了一些十分奉承的评论,许多人后来对此深感后悔,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希特勒那里遭遇到的邪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知道纳粹打算毁灭教会的制度基础,包括它们的政治组织、青年协会和联合会、通信系统。克劳斯· 舒尔德提醒我们:回溯性的指控在道德上始终是容易的,并且希望教会在这个时刻支持犹太人也是不现实的,那时它们自己也在教会政治领域里深深地卷入与国家的冲突之中。没有一个教会的领导人在一个时间段想把自己暴露在两条战线上,也不想成为值得成为基督教殉道者的、激励人的道德楷模,但是这并非必然是胆怯的懦夫行为,或者对其他受苦者故意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事实上,数千位牧师和神学家,包括马丁· 尼穆勒、迪特里希· 伯恩霍费尔、伯恩斯坦· 利希滕贝格、马克斯· 约瑟夫· 梅茨格、阿尔伯特· 里斯特勒、奥古斯丁· 鲁西、约瑟夫· 罗塞恩特、保罗· 施奈德、卡特里纳· 施塔利茨、弗朗茨· 魏曼、特奥菲尔· 乌尔姆,以及其他无数知名或者不知名的,都因为反对纳粹政权受到了迫害,被投送到集中营,遭到杀害。
教会的高层没有公开代表犹太人说话,将永远成为他们记录上的污点。对于天主教会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最初,希特勒用安抚性的话语,以及关于教会信条和体制不可冒犯性的虔诚宣言,哄骗了天主教会。就是本着这一精神,教会在1933年7月和希特勒通过谈判达成了协定,只是很快就发现纳粹政权在积极地颠覆宗教自由。这促使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了名为《心怀深深忧虑》(1937)的通谕,在其中,他谴责了纳粹侵犯了协定的条款,破坏了自然法和正义的基础。1938年,庇护十一世请求美国耶稣会的约翰· 拉法格准备一篇通谕,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拉法格过去写过一本名为《跨种族的正义》的书籍,在书中他谴责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和强迫症。他起草的通谕名叫《人类的团结》,它大胆地宣言:“对基督徒来说,参与反犹太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卫……但是,反犹太主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从精神上来看,我们都是犹太人。”不幸的是,这份通谕被传递到耶稣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 莱多乔沃斯基那里,他是一个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波兰牧师。他没有把通谕的草稿交给教皇,而是把它首先交给了耶稣会的官方机构《天主教文明》期刊的反犹太主义的编辑。当教皇1939年2月10日去世的时候,这份文件才放在他的桌上。他的亲德国的继任者庇护十二世将它束之高阁,消失了三十年。庇护十二世发现他的教会在整个世界受到邪恶的世俗力量的威胁,因此他放弃了道德性,赞同马基雅维里的外交策略,当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威胁引起他注意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