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19/22页）

纳粹党官员、冲锋队队员和被煽动的暴民等人的行为，产生了对财富广泛的破坏，以及众多的伤害和死亡。据估计，有276间犹太会堂被焚烧倒塌，它们内部的财物被洗劫或损坏。7500多间商铺遭到抢劫，91位犹太人被杀害，同时，另外一些犹太人绝望自尽。因为这些罪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所以是公开，也是公然犯下的。警察是毫无帮助的，因为发出的命令是元首不要求他们干预，除非德国人的生命和财富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解释了除了其他方面，为何消防部门只有在犹太会堂的火焰威胁蔓延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宅时才会出动的原因。至于犹太人的生命，他们不值分文。正如戈培尔回应来自战地报告的时候所显示的那样：那个报告警告在第一起死亡后会有更多的伤亡，他说一个人不应该因为犹太人的死亡而心烦意乱。

关于11月的大屠杀，尤其是针对毁灭和杀戮的渴望，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这些渴望把普通人变成了狂怒的野兽。但这些论述有时制造了一个印象：“水晶之夜”代表了德国民众最深的希望。但是，这个没有限制的指控是过于宽泛了。戈培尔和他试图征募到大屠杀中的纳粹党的各个分支——主要是冲锋队——需要把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卷入希望是集体行为的事件中。但是，当这一目的失败的时候，聪明的宣传部长很快申明纳粹党真正在为人民说话，代表着他们的希望。在什么程度上这一申明是真实的呢？11月9—10日的事件真正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希望吗？当然，由于缺乏民意调查，不可能客观地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可以得到来自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报告、各州州长的报告、目击者记录的证据。它们指出，大屠杀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大部分公众的谴责。真相是大部分民众都感到羞愧，并谴责暴力和对财产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的报告评论说：

11月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是难以接受的……商业界指责由于这些行为已经出现的危险，其他一些人批评法律的措施，刚刚摆脱战争焦虑的资产阶级指责将在国外出现的危险效果。当来自国外的反应以恶劣的、煽动性的战役和联合抵制的举措出现的时候，这些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圈子和国外的观点一致起来，并把这些举措贴上“野蛮的”“不文明的”标签。从一个基本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出发，许多人相信他们不得不公开支持犹太人。

同样的反应也传达给流放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对大屠杀的谴责在南方的天主教人群、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商业社群当中最为强烈。居住在德国的国外外交家也记录了强烈的愤怒。一位英国的外交家说：“虽然大量民众可能不善于言辞，但我没有发现哪个阶层的哪个德国人以各种方式赞成已经发生的事情。”美国大使休· R.威尔逊报告说，部分德国人的反应是“对政府及其帮凶的行为深感耻辱”。罗斯福总统立刻召回他的大使，并且说：“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中发生。”

伊恩· 克肖写道：1938年11月的大屠杀“是第三帝国期间唯一的机会，德国的公众在期间直接面对着全国范围的对犹太人极其野蛮的攻击”。正如证据所指出的，大多数德国人反对这些暴力的举措，一些人出于经济的考量，一些人出于人道主义的基础，假如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为何没有出现协调一致的抗议呢？首先，到1938年，希姆莱已经成功地将警察恐怖的全国网络体制化，假如公众抗议是可能的话，也变得十分困难。第二，纳粹体制在外交政策上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和西方强国的彻底串通，它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希特勒得到民众的欢迎，总体上没有受到大屠杀的影响。正如伊恩· 克肖所显示的，大屠杀不受欢迎是由戈培尔和纳粹党的军事部门，而非希特勒引起的。希特勒甚至在11月9日晚上的演讲中也没有提及拉特，接着他隐入幕后，假如大屠杀成功了，让戈培尔得到声望，假如失败了，也让他承担谴责。但是，假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德国人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所显示的无所作为，这里还有第三个因素必须提及。五年来强烈的反犹宣传对集体的心理产生了影响，使得大多数德国人愿意接受反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措施，他们不支持的只是11月9日大屠杀所释放的残暴的野蛮爆发。

纳粹领导层认识到这些现实情况。根据它的权力和受欢迎的程度强行推进额外的反犹太人行动是非常安全的。同时，它也决定未来在公共场合掩盖所有公开的暴力行为的爆发。在没有现在已经明确地拥有反犹太人战役领导权的机构——党卫队及其关联组织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处——的许可下，冲锋队或者纳粹党也不被允许完全支配发动独立的反犹太人行动。确实，大约三万名犹太人遭到围捕，并且被囚禁在达豪、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大屠杀期间和之后，盖世太保执行了这些围捕和囚禁。

“水晶之夜”两天后，有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在赫尔曼· 戈林的主持下召开，高层的部长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包括戈培尔、丰克、冯· 克罗西克、海德里希、达鲁伊格，以及德国保险公司的一个代表希尔加德，戈林在会议开始之时告诉参会者他接到了一份由鲍曼根据元首的命令起草的信件，要求“从现在开始，一劳永逸地以某种方式协同解决犹太人问题”。戈林说，直接的反犹太人的方向是继续沿着主攻路线，根据他的观点，这条主线主要是经济的。直接的问题是要关心11月9日夜至10日间对财产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害，而且犹太人将承担所有造成的损失。另外，戈林和与会者一致同意加速雅利安化的进程，用一系列新的手段来折磨犹太人，以便他们把“犹太人踢出德国”。在一个厚颜无耻的傲慢法令中，戈林和他的党羽谴责犹太人，认为就是他们的存在引发了所有这些损害，并且一致认为政府将没收保险公司有责任支付给财产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所有者的金钱。关于完全的雅利安化，戈林作了清晰的解释：主要的目标是将犹太人从经济领域中驱逐出去，强迫他们将他们的财产转移给国家。犹太人从出售他们的资产所产生的利息中得到补偿，但是他们不能对财产本身提出要求。犹太人财产的转移是通过一个国家托管人为中介，由中介评估犹太人所接受的金额数量。这个数量要评估得尽可能低。国家托管人将犹太人的企业以真实的价值出售给新的雅利安所有者。戈林对如何最好地掠夺犹太人的资产作了评述，在此期间，讨论转向了掠夺犹太人的相关策略。戈培尔提出了一个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剧院、电影院、马戏场的法令。经过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还说他也要求把犹太人从“公共生活的所有岗位中清除出去，只要他们在其中可能被证明起着煽动作用”。例如，从和德国一起入眠的卧铺车厢里清除出去。戈培尔说，假如没有更多的空间，犹太人就必须站在走道里——只是一个促发戈林插嘴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