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19/25页）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1933年，当纳粹获得了对德国政府的控制之时，他们整合了旨在说服和恐吓的整个国家机器。说服依赖于宣传，恐怖依赖于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纳粹试图散布的种族世界观包含了内在的种族灭绝的逻辑。借助于纳粹的宣传及其背后的权力，这一逻辑与其种族灭绝的前提相吻合也开始显露出来。只有那些从极其微观层面解剖纳粹时期，并且模糊纳粹同时追逐的短期目标（合法的种族歧视、财产剥夺、移民）和长期目标（灭绝）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谈论“通往奥斯威辛的曲折之路”。恰恰相反，在这条路上没有弯曲和绕道，它是宽敞和直接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增长、生物学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外国人恐惧症运动的聚合、心理变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当代技术国家的接管、承受世界强国情结的幻觉，到被疯狂和残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操纵，一切都是清晰的。鉴于这些事实，一旦纳粹分子控制了政府机器，并开始实施他们宏大设计的时候，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清晰和当下的危险。这一宏大设计最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为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希特勒相信这场战争从未结束，而且必须为复仇和种族再生这两个目的发动起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全神贯注于纳粹精英单向而疯狂的思想，它纠正了我的一个被一些历史学家依然在阐述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历史的某个点上——某个地方和某个方式，事件可能朝它们实际发展的不同方向发展。任何这类观点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是与事实相反的假定。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宣传和洗脑的作用是关键的，因为宣传造就和毁灭了第三帝国。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设计出一种种族的世界观，它将给所有德国人提供一个全面和内在一致的对世界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显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自身为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而感到骄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严肃而大规模地全神贯注于哲学思考。尽管纳粹的世界观卑鄙地反人道，对现实蓄意地扭曲，但是它就是德国的另一个宏大设计。纳粹的权力精英具有强烈的意图给德国人洗脑，让他们将种族世界观作为现实唯一的指针接受下来。

像所有其他在这个新的种族国家的东西一样，意识形态的灌输被设计为总体的：每个德国人，无论老幼，无论男女，都被发动进入这一伪宗教之中。当然，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人所不知也是难以测定的是，多年的灌输改变和修正数百万普通德国人思想的程度。然而，从纳粹精英留下的文献，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知道种族信仰对普通德国人的冲击。所有层面意识形态的训练，在纳粹青年团、武装部队、纳粹党和国家的所有机构都十分广泛。充足的训练手册、宣传册子、信息材料在第三帝国之后留存下来，揭示了对数百万德国人宣传的攻势是如此广泛。这些文献绝对无疑地暴露了纳粹企图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简要地探索了预备警察101营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训练，它包括这样一些挑衅性的主题，比如“维护血统的纯洁性”“血统的问题”“日耳曼民族的血统共同体”。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相同的训练课程针对医生、律师、公务员、教师等，在所有的层面进行。正如布朗宁正确地认为：“预备警察101营像德国社会的其余部分，沉浸在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宣传的洪流之中。”

对纳粹宣传效果进行的研究表明，对经常性的、偏执的、令人厌烦的宣传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公开抵制，戈培尔也知道这一事实，因为他认识到无情的、无休止的宣传很快会在接受者那里产生无效反应。事实上，许多德国人都学会了不理会纳粹政权许多过热的花言巧语的大话。另一方面，即使在胜利转入不断的失败，公众不得不接受的毁灭性的挫折和伤亡之后，对这个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对希特勒的支持，依然相当稳固。假如这不是纳粹宣传力量活生生的证明，那它是什么呢？

3. 集权主义科层体制的共谋

大屠杀除了作为种族狂热的结果之外，它也是当代科层体制文化的结果，因为它涉及许多政府机构和纳粹党机构的合作，它们每一个都在毁灭的进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德国的科层体制是集权主义的制度，它是未经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二帝国制度的留存。像德国的许多其他制度一样，它是传统和现代性的奇怪混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形成了一系列依然强烈依赖封建和集权主义传统的科层制度。这解释了它们对体现等级制（垂直的）秩序的前民主模式性质的组织原则的依附。在这个等级制秩序中，权威开始于顶端，然后经过仔细限定的职位，一直延伸到底端最低的职位。对权威、忠诚、服从的尊重是主要的制度价值观，它们限定了一个制度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增添了节俭、朴素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在那些正在经历相当程度民主化的国家，政治和官僚权力的轴心开始从顶端的权力集中向制度的中层或者底层分享的或者再分配的权力转移。德国是一个著名的例外，因为它的科层体制保留了严格的中国清朝官僚和集权主义的特性；同时，它吸收了理性效率新的气质，而这一气质和更大的道德或者政治考量相分离。德国的官僚在技术和法律上是训练有素的官员，他们对自己的技术专长和价值中立的处理日常行政程序的方法感到骄傲。对法律文本的依附、苛刻的工作习惯、对上级的服从是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假如上级权力部门签署了一个指令或任务，它必然以一个士兵执行来自指挥官命令的同样精神得到执行。对军事气质的关联是明显的：军国主义是公务员的思想状态。

作为纳粹德国权力的最高来源，阿道夫· 希特勒使集权主义的科层体制屈从他的意志。公务员服从了，因为他是他们的指挥官；但是，这里有更复杂的东西。尽管德国的公务员假装中立，他们依然是集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集权主义渴望的反映；他们也看到了其他一些与他们新封建的政治传统共鸣的东西，即赋予第三帝国领导层个性的浪漫主义的个人魅力。尽管德国的公务员被训练成按照最高标准的技术专长行使其职责，但是他们依然同化了新封建的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美化了英雄崇拜和诸如忠诚、服从、责任、荣誉等军国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一个人无需对此表示惊讶：这样的人在没有对自己的道德正确性提出疑问的时候就执行了命令。总体而言的官僚，以及特殊而言的德国官僚，都是“组织的人”，他们必须和一系列制度的价值观相一致。这些价值观几乎不会超越纯粹谨慎的或者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没有被期望在没有认同更高权威的情况下，去动用个人的良心甚或个人的首创精神。德国官僚的个性和道德结构以其所有的力量和弱点，反映了德国社会的集权主义特性。它所反映的德国科层体制的和文化的最大弱点是对弱点的宽容。它的组织理想反映了诺贝特· 埃利亚斯认定为一个普通德国人的缺点：没有能力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和脆弱。“它的要求是绝对的和不可妥协的。整体上完全服从规范带来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