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汤军团引爆徐州会战（第4/9页）

到了禹王山前线，参谋说：“你们过来不是捣乱吗？还得看着你们！”

宋云飞说：“我们也能帮你们做事呀！”

参谋说：“能做什么？不扯我们后腿就万幸了！”

宋云飞说：“我们可以帮战士们写家书……”

参谋一时无语。

后来，美丽勇敢的少女们跟汤恩伯的战地服务团团员相遇，大家一见如故。汤军团的团员贡献之问她们怎么“混”到前线的，宋云飞一五一十地讲述，讲着讲着少女们开怀大笑。

此时的徐州战场，除了卢汉第60军外，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山东河西人）第92军到了，刘汝明第68军到了，冯治安第77军到了，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2军也到了……非常能打的董钊（黄埔军校1期，陕西长安人）第28师也过来了。董师曾在秦晋交界的风陵渡大战，拒日军于黄河渡口。在徐州战场，该部在郯城反攻战中光步枪就缴获了800支，同样是个被人忽视的胜利。

这些军队是怎么过来的？是蒋介石主动派来的，还是李宗仁要的？

按李宗仁的回忆，白崇禧给他打电话，说蒋介石还在继续向徐州派军队，然后两个人有这样的对话：

李宗仁：“委员长调来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崇禧：“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李宗仁：“现在已经太迟了！”

按李宗仁的说法，在4月20日左右，他就判断出日军合围徐州的新战略，认为不可重演上海战的覆辙，所以在5月初就安排大军撤退了。

情况是否如此？

话说台儿庄战后，作战厅长刘斐回武汉向蒋介石复命。

对于这次大捷，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毕竟振奋了民心士气，但同时他也保持着警惕。在4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消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骄矜，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

此时刘斐最担心的是派到徐州的各路部队怎么使用的问题。

中国在增兵，日军当然也在增兵，拿到的情报显示：集结在徐州南北的日军已接近20万人。而中国，放在徐州的部队已超过50万人。这已经是当时中国有战斗能力的野战部队的一半了。

刘斐认为台儿庄战后，日军必然会反攻，而中国军队是在内线作战，要想保持主动，正如前面说的，必须在一线的后面掌握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一些不重要的阵地应该主动放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在运动中制敌的态势。所以在他看来，增援徐州的部队万不可全投在第一线。具体地说，是要在鲁南留出强大的机动兵团，在徐州西面放置足够的预备队，警备由皖北而来的日军和从鲁西迂回的日军，并时刻能对津浦线上的日军进行侧击。

刘斐回武汉不久，就给李宗仁打了个电话，提出在运河以北只留少数部队，主力完全抽回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

但李宗仁轻视了这个建议或者说命令。

李宗仁也不是反对刘斐，而是因为几个月来一直处于风暴中心，不能完全跳出来回望战局，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刘斐代表军令部，李宗仁代表战区。

蒋介石怎么想？

他当然想再在徐州战场上取得一次大胜，所以对李宗仁的思路没明确地表示反对。

但刘斐的话又有道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又不是个冲动的人，他必须考虑刘斐的意见。最后蒋介石表示，虽然应从一线抽些部队下来留作机动，但现阶段还无需把部队都调到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至于刘斐别的建议，他表示全部接受。

这就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

4月21日，军令部把这个方案下达到第5战区。

命令发下去后，刘斐担心得不到贯彻，天天跟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联系，得到的消息是：预备队和机动部队不仅没抽下来，驰援徐州的一个个新部队，也都被顶到了一线。按徐的说法，李宗仁想通过包抄获得日军的侧背加以攻击，而这也是日军的想法，如此一来，中日军队的侧翼开始不断延长……

刘斐问到最近过去的一支部队的位置，徐祖贻告诉他也已经被顶到一线，正与敌苦战。刘斐又问：“汤军团呢？”

徐祖贻说：“在邳县以北陷入阵地战。”

刘斐轻易不发火，这一次勃然大怒，说：“李长官糊涂！燕谋（徐祖贻字），你应晓得当前战局的厉害，50万大军都顶到一线，西起微山湖，东到郯城，阵地正面达300多里地，漫无边际地占领阵地，跟日军在阵地延长上竞赛，意义何在？日军一旦迂回包围徐州战场，我们几十万大军如何转移？！”

就在这时，汤恩伯也跟着添乱。什么事呢？蒋介石转告刘斐，说汤恩伯直接给他打电话，想亲自带着6个师攻击向郯城南下的日军。蒋觉得汤恩伯精神可嘉，但计划太过冒险，所以没答应他。

到了5月上旬，津浦线南侧的日军荻洲立兵第13师团由蒙城攻占宿县后，没沿津浦线前进直下徐州，而是放弃了津浦线正面，向西往永城、萧县迂回。

这是个不妙的信号。

与此同时，第10师团横渡微山湖后，犹如百足之虫向鲁西南迂回；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则由菏泽南下，向豫东疾进。日军正在形成一个带有双保险的虎口……

5月10日，苏北的日军与郯城南下日军会师新安镇（距徐州100公里），也就是说徐州东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已经被捕捉到了。

蒋介石也发现事情不妙了。

面对骤然变化的战局，蒋介石亲自出席军令部的会议，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在5月11日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立即改变现在徐州战场上与日军的对峙线，把该撤的部队从一线撤下来。同时，孙连仲的部队对鲁南日军采取守势，汤恩伯的部队击破由淮河而来的日军。第1战区迅速组织豫东兵团，急调大将薛岳（时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打游击）到河南，在接应徐州战场的同时，拦截由鲁西向豫东进犯的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

蒋介石首肯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各路大军之间互相掩护转移的计划。但如果在地图上把兵力位置都标明的话，又会发现这是个反包围计划。

1938年5月12日，蒋介石给刘斐打了个电话，叫他立即赶到机场，跟他一起飞郑州。刘斐到达机场时，林蔚已经在等他了。

自3月接替钱大钧出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以来，林蔚忙得有点四脚朝天，于是理解了钱大钧的诉苦。

侍从室是1936年1月成立的，下边设有两个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第二处的职务由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负责党政；第一处的职责是军事，主任通常也兼任侍卫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林蔚是浙江黄岩人，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人没那么多旁逸斜出，属于老黄牛类型的，这一点为蒋介石所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