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三（第5/8页）

与王璞山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荆、襄扼长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诚为古来必争之地。然以目前论之，则武昌更为吃紧。盖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谓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镇：荆州为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建业为下镇，京口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固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垒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无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足下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则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惟近日省局支绌，处处皆须节省慎重。即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费，不宜过二万金，乃为妥善。国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万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费，起行月余之口粮，及兴办各件之杂费，与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储款，皆在其内。此次湖北行程较近，天气较好。足下办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过二万二千也。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勇数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两书往还，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面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为此吾辈私兴之义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书来，言二十四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适会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长沙戒严，中丞命足下带勇防守省城，仓卒兴举，一切皆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既为官勇，则值此官项支绌之秋，不得不通盘筹画。目下兵勇万余，倾库中所藏，仅付两月之需。而足下寄来禀稿，乃云须再发银二万，各勇须预支月半口粮，将来招足万人等语。是则足下未能统筹全局，不知措饷之艰难也。又云帐房三百架，硝磺等项，委员解县。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阅历太浅，不善省财、省力之咎也。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所祷祀求之者也。

刻下康、杨带回之勇千人，罗、李与邹将归之勇亦有千余，合足下之三千，计会城共有湘勇五千余人。若足下能带三千，毅然援鄂，则省城所存之二千余，宜酌量裁汰，止存千余为妥。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余为妥。然以足下之志之识，亮必慨然以援鄂为己任也。其存省之兵，望一概用坐粮之例，每日一钱，盖行粮本过优，亦宜与往鄂者示有区别耳。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昔尝与岷樵细论此层，兹更为足下进一解焉。

与夏憩亭 咸丰三年十月初九日

日内因下游警报沓至，思欲制造木排，以防江路。制器之法，夙未讲求，骤与兴办，动多铻。粤逆窥伺荆、襄，远窥秦、蜀，是意中事。惟闻分船溯汉之后，而塘角、大别之际，尚复大舸蔽江，游弋自如。武昌虽不被围，而已岌岌有坐困之势。鄙意今日之计，不能不发兵援鄂。鄂省存，则江西、湖南可犄角以相援；鄂省亡，则江西、湖南并如虎狼之据我门庭，而谓闺闼得须臾少安，无是理也。已屡书与中丞商及，不知日内已有援鄂成议否？

甄甫先生来咨，命璞山率勇前往。璞山血性过人，忠勇奋发，料应气吞云梦，慷慨长征。惟其近来言行，未尽妥善，弟恐其稍涉满溢，或致偾事，昨已为书规之。更望阁下面与深论，奖其忠劳，而匡其未逮。在省官绅中，有能毅然请缨，偕璞山同往救鄂者，亦望殷勤劝驾，相与扶助大义，共赞忠勋。若阁下怜邯郸之危急，为充国之自行，甫脱援江之甲，又据救鄂之鞍，则义声一振，从者如云。此北省官民所祷求，岷、筠、石樵诸君所盼切，弟所急欲推毂，而不敢强焉者也。

弟身虽羁衡，心系省会，所以不往省垣者，具详前复方伯公函中。近又悬系鄂省，顾天下之全局，念师友之私情，盖关系者极大，想阁下亦同此焦虑也。

与徐君青 咸丰三年十月初十日

粤逆大舸鳞集，游弋江汉，上溯荆、襄，远窥秦、蜀，皆意中应防之事；惟鄂省情形，实为难堪。人民散尽，豺狼满江；舟无半帆之济，粮无一日之储。即有银两给付兵勇，亦且无物买办。此等景象，岂堪设想！苦我甄师及江、唐诸君，虽有忠义谋勇，固亦莫能展布。弟昨因接甄师来咨，即欲令王璞山同知率勇援鄂，已为书商中丞，并详告璞山矣。伏望阁下及诸先生赞成其事。

省城调兵募勇，鄙意以不过万人为妙。盖二月以后，势不能支，本省之捐输无可恃，外省之拨饷无可冀。届时而图之，则噬脐何及！且无论一万也，但使有兵勇七千，以三千坚守垛口，兼中权游击之兵；以四千驻扎城外，通南面接济之路，则贼虽猝来，亦自可立于不困之地。故亦屡函商之中丞，酌量减汰兵勇，想阁下亦有同心也。

与吴甄甫制军 咸丰三年十月初十日

初五日接到二十八日大咨，令派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往援。细思此贼若窃据鄂中，则上攻荆、襄，远窥秦、蜀，皆意中所有之事。诚使如此，则长江万里，专为贼有，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广、两湖、三江、浙闽遂若隔置化外，而湖南唇齿之邦，尤不能须臾以安。鄂省之安危，于天下之关键既大，于湘省之祸福尤切。自奉来咨，即日发书与中丞熟商，并有书与徐方伯、夏观察矣。惟张润农业由衡回新田招勇，新集之卒，兴办一切，仓卒不可遽就；即就矣，而自新田至长沙已近半月行程。润农之为人，行过其言，亦恐迁延，不克星驰前赴。是以专为书与王璞山，令其率湘勇三千，即日往鄂。顷尚未接中丞、司道及璞山回信，未审定议援鄂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