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第2/11页）

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再，臣钦奉六月二十九日寄谕：“广德等处，如有踞贼，曾国荃尚须驻扎江宁，即由曾国藩派拨兵队，乘势扫荡，勿稍延缓。”等因。钦此。臣初到金陵，拟令将士休息一月，即派剿广德等处。乃诸将盛暑鏖兵，病者甚多，纷纷禀请撤勇回籍。臣以皖、浙未靖，本不欲遽撤多营。惟念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前此贼氛方盛，万不得已，屡募屡增，以救一时之急。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诸将之愿遣散归籍，盖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因与臣弟国荃商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酌留二万数千人，分守金陵、芜湖、金柱关各要隘，其余作为游击之师，进剿广德等处。而曾国荃克城之后，困惫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忡。据称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恐致偾事。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躯，一面亲率遣撤之勇，部勒南归，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臣嘱以苟可支持，不必遽请开缺，姑在金陵

安心调理，代臣料理善后事宜。臣即日仍回安庆一次，俟上游布置粗定，再行驰

赴江宁。

藩司万启琛、运司忠廉，昨来金陵接见，亦须仍回泰州一次，俟彼中清厘就绪，再行分驻江、扬二府。至于镇江之兵，臣与冯子材面商，似可全行裁撤，俟苏军接防镇江、丹阳，即当次第遣散扬州之兵。臣与富明阿面商，目下尚难遽撤，俟鄂中发、捻趋向大定，乃可酌量裁减。军兴日久，各有厌苦兵间之意，但使欠饷有着，遣散时当不至别生枝节，足慰宸廑。江西军务，鲍超于七月初四在许湾大获胜仗，据报平垒七十余座，杀贼四万有奇。崇、宜等县，或亦易于得手。杨岳斌过安庆时，臣与之商定，以后鲍超、周宽世战状，即归该督主稿会奏矣。所有近日各路军情，理合附片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停止广东厘金折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为停止广东厘金，并请加广该省乡试中额，恭折奏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同治元年奏请开办广东厘金，接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军饷，仰蒙钦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晏端书驰赴广东竭力经营，分批拔解皖、浙各军。两年以来，深资馈运。本年三月间，臣于沥陈饷绌情形折内，声明广东七成之厘，非臣分内应得之饷，应俟军务稍定，即由臣奏请先行停止在案。现在江宁省城幸已告克，臣统军太多，拟即次第撤遣，筹裁勇之欠饷，发征兵之行粮，需款甚巨，各处厘卡，应仍照旧征收。惟广东厘金一款，臣为拯贫之策，几蹈专利之名，私衷耿耿，如负重疚。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所有广东厘金，截至本年八月三十日止，全充本省兵饷，毋庸再解臣营，以践前言而纾邻困。此项厘金，自元年七月起至本年四月止，除留归该省军需局外，实解皖营及浙江军营一百一十万两。若截至八月底，当在百二十万以外。该省商民踊跃输将，成此巨数，俾臣借以歼除金陵首逆，为利甚溥。查部定章程，凡捐输银三十万两，准加文武乡试定额各一名。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粤厘照一百二十万两之数，加广东省文武乡试永远定额各四名，以广圣主如天之仁，而彰粤人急公之义。

臣又查捐输定章，于本身应得奖叙外，复准通县合算，加广学额，通省合算加广中额，系专指捐输言之。若抽厘济饷，则既无给奖本身之条，更无合算加额之例。惟各省厘金，皆由本管督抚派员经收，军兴既久，几与丁漕关税同为岁入正款，商民亦习而安之，自不可给奖加额，致滋冒滥。若广东厘金，两年以来专济三江之饷，与各省大有区别。除本身照例不得给奖外，可否通省合算，加广中额之处，出自圣主鸿裁，交部核议施行。所有停止粤厘缘由，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七月二十四五日，臣在舟次，叠奉七月十一、十四、十五等日寄谕，训饬之事甚多，而遣撤勇丁及查洪福瑱下落二事，宸廑尤切。伏读谕旨，有云：“裁撤兵勇，虽为节饷起见，然骤撤三四万人，恐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从前川、楚善后，积至数年，方始肃清，可为殷鉴。不若先汰老弱，而以精壮各军分赴江、楚，俟江、楚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归农，或挑补各营兵额，俾不致复生枝节，方为尽善。”等因。钦此。臣以欠饷太巨，后患无穷，久思大加裁撤，以节糜费。嗣与臣弟曾国荃酌商，防戍之兵与游击之师不宜太少，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于七月二十日续奏在案。

湘勇召募之初，选择乡里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至挑补兵额之说，近多建此议者，臣窃不以为然。盖勇丁之口粮，一倍于马兵，三倍于守兵，马粮之缺极少，守粮月支一两，断不足供衣食之需。谁肯于数千里外，补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朴实之勇，补三江绿营之兵，必不情愿。其愿补者，皆游惰无归者也。此事另奉谕旨，抄发陈廷经之条奏，饬令妥办。臣愚以为勇则遣回原籍，兵则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复始，庶为经久可行之道。谕旨又云：“昨据曾国藩奏，洪福填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等因。钦此。

臣初闻金陵克复，亦深虑极大之城，必多窜逸之贼，湖熟追杀净尽之说，臣亦不敢深信。迨臣至江宁小住经旬，距克城已阅二十日，而附近如溧水、句容、丹阳、高淳、东坝、建平各防之将，各县之官，并未禀报有贼匪窜过之事。臣弟所派各路跟查之弁，亦自东坝、溧阳等处归来，报称沿途百姓，未见有贼踪经过之事。臣于是释然大慰，以为洪福瑱必死于乱军无疑矣。旋于七月十一日，接宁国守将刘松山及委员陈斌禀称：“洪福瑱带二三千人，逃至广德。”旋又见左宗棠寄臣弟函称：“伪幼主率贼二三千人，逃入广德，迎至湖州，皆云系逃出难民所供。”十三日接浙江粮道杨昌濬禀，亦云：“洪福填带二三千人，窜至广德。”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则云：“金陵余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与刘松山、杨昌濬所云二三千者，微有不符。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升，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发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臣观附近各县各将之无禀，证以李秀成之亲供，逸出漏网之贼，多亦不过数百，堪以仰慰宸廑。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发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