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九（第13/17页）

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柅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途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以上言举士、举官分为两门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さ毓佟罚痴髡破涞持罱讨危显率裘穸练ǎ漓朐蛞岳袷裘瘢恢莩ふ破渲葜讨握睿计涞滦械酪眨榔涔穸敖渲H缓笾痴匆坏持σ玻莩ぜ匆恢葜σ病R灾料轮瘸ゃ恬悖现缢齑蠓颍唤匀弧8枪胖粽撸涞滦械酪眨阕阋晕酥Ρ恚史⒄┝睿薹墙桃病R灾潦姑裥讼停鍪钩ぶ皇姑裥四埽胧怪沃8且壑蛭瘢讨蛭浚僦蛭簦鹬蛭Γ侨艘病R陨涎匀郧埃粲胧隙

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后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官，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以上言政与学分，而学日衰

于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于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后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于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于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搢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以上分清浊

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吁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宴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中汉以来，此意不存，于是非阉竖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搢绅，特以之备员表著。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以上分内外

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后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于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以上分文、武

至于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驳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后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后为三公，亚于司徒，乃后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后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后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后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后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八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贱。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庳悬绝如此。以上名实不符，古今互异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待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于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仪礼》所言，止于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于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以上祭祀仪节久失

汉郑康成深于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于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威灵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于祭，祭莫重于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常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以上郑氏说不足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