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五（第8/9页）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以上豫事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

以上给粟不能自食者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

以上平粜

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以上以工代赈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史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以上医病瘗死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先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余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则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岂弟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曾巩／序越州鉴湖图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东江即曹娥江也；西江为西小江，当即钱清江耳。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

以上溉田之多

其东曰曹娥斗门，曰槁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

以上斗门蓄泄之利

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桐鸣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

以上废湖为田

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蒋堂则谓“宜有罚以禁侵耕，有赏以开告者”。杜杞则谓“盗湖为田者，利在纵湖水，一雨则放声以动州县，而斗门辄发。故为之立石则水：一在五云桥，水深八尺有五寸，会稽主之；一在跨湖桥，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阴主之。而斗门之钥，使皆纳于州，水溢则遣官视则，而谨其闭纵”。又以谓“宜益理堤防斗门，其敢田者拔其苗，责其力以复湖，而重其罚”。犹以为未也，又以谓“宜加两县之长以提举之名，课其督察，而为之殿赏”。吴奎则谓“每岁农隙，当僦人浚湖，积其泥涂以为丘阜，使县主役。而州与转运使提点刑狱，督摄赏罚之”。张次山则谓“湖废仅有存者，难卒复。宜益广漕路及他便利处，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识之。柱之内，禁敢田者”。刁约则谓“宜斥湖三之一与民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则湖可不开，而其利自复”。范师道、施元长则谓“重侵耕之禁，犹不能使民无犯；而斥湖与民，则侵者孰御？又，以湖水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则水之败城郭庐舍可必也！”张伯玉则谓“日役五千人，浚湖使至五尺，当十五岁毕；至三尺，当九岁毕。然恐工起之日，浮议外摇，役夫内溃，则虽有智者，犹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当一岁毕。其竹木费，凡九十二万有三千。计越之户，二十万有六千，赋之而复其租，其势易足。如此，则利可坐收，而人不烦弊”。陈宗言、赵诚复以水势高下难之，又以谓“宜从吴奎之议，以岁月复湖”。

以上杂陈八种论说

当是时，都水善其言，又以谓宜增赏罚之令。其为说如此，可谓博矣。朝廷未尝不听用，著之于法。故罚有自钱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万，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谓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浚而日愈废，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也。昔谢灵运从宋文帝求会稽回踵湖为田，太守孟不听，又求休崲湖为田，又不听，灵运至以语诋之。则利于请湖为田，越之风俗旧矣。然南湖由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馈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而请湖为田者，其言语气力，往往足以动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财动众，从古所难。故郑国之役，以谓足以疲秦；而西门豹之治邺渠，人亦以为烦苦。其故如此，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未尝举，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废，由是而已。故以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胜者，岂非然哉？夫千岁之湖，废兴利害，较然易见。然自庆历以来三十余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废，而世犹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隐微难得而考者，由苟简之故而弛坏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