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第3/25页）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

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

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

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

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

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

（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

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

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