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第8/25页）

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

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

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

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

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