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生肘腋 引狼入室（第7/12页）
据此，曾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说：「有很多人说刘斐是匪谍，但我的看法则不然。我的理由有二：（一）一九五〇年初，我在香港的一家饭店碰见刘斐；在这之前四、五个月，中共已在北平成立政权；如果刘斐真是匪谍，真是有功于中共，他早已到北平报到，邀功去了；何必还滞留香港，徬徨如丧家之犬？固然他在香港劝说李宗仁、白崇禧投共，都确有其事，但这一点也只能说他是墙头草，无关匪谍。（二）刘斐死了以后，乌兰夫为他主持追悼会，悼词中，仍称呼他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而不称他是『本党同志』，更不提他是否曾暗中将作战情报输送给中共。如果确有其事，中共不可能不在他死的时候，给他『身后哀荣』。」
在探讨大陆失败原因时，有许多军事研究专家认为其中最惨痛的教训是：「国军竟有匪谍。」对此，俞大维完全同意，但他不认为刘斐是匪谍。
曾任胡宗南上将参谋长的盛国辉（文）将军则持肯定的看法，认为刘斐是匪谍。）
（一）刘斐的发迹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中医，一个湖南乡下郎中，家境不佳，年轻时在湘军当司书，具有聪明头脑，古文读得不错，同时机警，口才伶俐。当过两年的司书后，很得主管的信任，而被保送湖南讲武堂，毕业后由排长依次升任。民国七、八年之际，护法战争桂军陆荣廷部队开入湖南作战，李宗仁、白崇禧还在桂军裏任团长，军队驻扎在湖南醴陵刘斐家的附近，部队裏缺乏医药设备，很多官兵患病，都请中医诊治，刘斐的父亲也常给李、白的官兵看病，曾治癒不少人。部队开回广西前，李、白向刘斐的父亲致谢，他父亲说：「不要什么谢，我的一个儿子当连长，希望付託你们两位。」于是李、白将刘斐带到广西，承李、白的推荐，刘斐开始进入桂军，起初仍任命他当连长，由于聪明而干练，以后李、白攻打陆荣廷时，就是以刘斐为内应，由于部队装备不佳，只凭刘斐一连的部队为基干，从内部叛变响应就使陆荣廷瓦解了，刘斐自此一跃而起，桂军任命他当参议，又派他到广东当桂军代表，他留在广东的日子最长。后来因为深感学历不够，要求深造，于是李、白保送他到日本陆大进修。他不谙日文，吴石与他同班，教他学日文，考试时且让他抄答案，所以刘斐和吴石交情很好。回国以后曾一度担任白崇禧的参谋长。抗战开始时，我政府表示容纳各方人士，军令部成立第一部，以黄绍竑为部长，最初以龚浩为作战厅长，但他和黄绍竑不睦，于是改聘刘斐为作战厅长，民国三十五年军令部改国防部，刘斐担任第一厅厅长管作战。二十九年调参谋次长。他从进军令部一直到叛变为止，在中央主掌作战历十一年之久。到台湾之后，我们才晓得他在民十九年即加入共产党。
（二）克复延安后刘斐对我的忌刻
攻击延安是蒋主席亲自找我和胡宗南到南京时提出来的，三十六年一月间，主席召集我们二人到南京去，主席说：「我想攻击延安，你们看有没有把握拿得下来，如果没有把握，我就不攻。」当时所以要打延安的原因就是莫斯科三月十号将有三外长会议，讨论中共问题，我们认为口头之争无法改变俄国的态度，只有以实际行动向他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不够资格来和我政府争取平等地位的，剿共不过只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因此，打破莫斯科会议是攻击延安的第一个目的。第二，延安是共党的京城、国内一些共党份子和尾巴党精神上的重镇，攻取延安也藉此表现国军的力量，这是主席当时告诉我们的两个目的。他问我们有没有把握，当时我立即答覆有把握，他便说：「你拟计划，这计划你要亲自拟订，不要假手于人，拟好给我看看。」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原计划将山西的部队抽调过来，出其不意予以奇击，迅速攻取延安。以后为了五天攻下延安，和主席有数度的争执，他认为共匪盘踞延安十三年之久，五天恐怕没那么容易成功，主席并且强调：「旁的没有兵给你们了，只能用仅有的兵。」我在五天内攻取延安，这事尤其给刘斐很大的刺激，他主管作战，而延安之役却一无所知，而且我到南京三、四次，一次都没去看他，这是主席交代的，他敢怒不敢言，本来一向和他处得并不愉快，加上又怕国防部洩漏军机，所以攻延安的计划连国防部都不知道。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洩漏机密的事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故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这事情过后刘更加恨我，此后两人一见面态度更为僵持。
（三）刘斐对陜北的撤兵促成全盘的崩溃
三十六年攻取延安，三十七年即抽调我们三个军。本来，延安克复后到三十六年底追剿朱、毛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三十七年再部署一个彻底清剿的计划，计划将部队都调到陜北部署，分别监视毛匪、朱德、贺龙等人的部队，同时加上机动部队，当时我们部署了六个师，一切準备妥当，国防部却忽然来命令抽调三个有力的整编军开往豫东黄泛区围剿陈毅，接到此命令时我认为极不妥当，第一，陜北剿共只差一步，此时抽调三军，陜北剿共计划将立即功败垂成，毛泽东立即可以死灰复燃，那么关中危险西安也将难保。第二，陜北到豫东有二千多里，铁路已为共党破坏，势非徒步行军不可，这一段路徒步行军，最快也要三十天才能抵达归德以南地区，那么陈毅也绝不可能在那裏坐以待毙。刘斐说在黄泛区东、南、北三面已经把陈毅合围，只剩下西面一个性口，等待我们派三个军去围剿。当时区寿年兵团、黄伯韬军团、张轸兵团、杜聿明兵团都部署在豫东归德以南地区，但这个地区北到黄河，东到津浦路，南到湖北河南交界，西到平汉路，如此一个辽阔的地区能封锁吗？如何封锁法？处处置兵，把兵力分散，则到处都是空隙，所以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实际，完全是纸上谈兵，即使我们从陜北派兵去赶上他了，我们也变成强弩之末，一支部队跑上三十天还能作战吗？敌人在那裏以逸待劳，那怕不把我们击败。我接到这个命令后便和胡先生商量，準备不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列举陜北部队不能抽调的理由，但我们的签呈上去，第二天马上来命令，势必抽调。第二次申诉理由，说明等待陜北剿匪告一段落后，再全部调去。我们前后驳回三次国防部的命令，这种事也只有胡先生敢这么做，而且也只有我当参谋长敢这么做，因为胡先生和我忠贞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主席所了解的，只要对国家有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中央的计划对国家对作战不利，我们都要申诉，所以中央的命令我们顶回去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