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10/25页）
笔者进入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前，曾遥见孙立人与一随从参谋，在铁路宾馆广场前徘徊；迨约一小时后笔者访问出来，孙立人仍站在铁路宾馆台阶上作无目的的远眺，似乎正有所思。笔者乃趋前与孙立人握手接谈，未数语，孙立人约笔者进入铁路宾馆二楼，渠下榻房间详谈。当年的谈话距今虽已历四分之一世纪，但谈话内容仍能大部记忆，兹特追忆如次。（孙立人将军现居台中，笔者对谈话内容负全责。）
问：孙副长官已到长官部办公了吗？
答：我办什么公？我有什么公好办？（笔者臆测，当时长官部可能并未给他準备办公室，以致在铁路宾馆闲居无聊）。
问：孙副长官，你看四平街情形如何，不知道能不能解围，长官部已两天未发战报了。
答：四平街现在情形我不大清楚，我未参与指挥，他们也根本没有人来问我的意见，目前已不是四平街一地的失与守的问题，而是如何扭转目前局势的问题。由这些无军事常识的人来指挥作战，不祇四平街，就是东北也早晚被他们断送。
问：那么可如何扭转目前局势。
答：他们在东北指挥，扭转局势很难。如想挽救四平街目前战局，只有一条路好走，但我说出来，杜聿明也不敢去做！就是命令长春与吉林所有部队，现在立刻以全部力量渡松花江去打哈尔滨。因为林彪所有力量全部集中四平街附近，哈尔滨现在是空城；果能如此，四平街之围自然可解，但我相信杜聿明绝无比胆量。
问：如这样一来，长春、吉林等地再丢了，不更糟了吗？
答：你这想法与杜聿明想法可能一样，你是新闻记者，当然难怪。杜聿明就是一向这样畏首畏尾，所以坐失许多良机。共匪战术一向是阻援打点，他们可能留有兵力，準备阻挡长春国军南下支援四平；而绝不会，也想不到我们长春军队北上去打哈尔滨；同时，国军如去攻打哈尔滨，匪军必全力去救哈尔滨，那有心去攻长春。再者，就是长春丢了又有什么关係，瀋阳的国军不会跟进再收复吗？我们今日不能与共匪死拚，他们有的是人，我们需要的是战胜而不是死拚，作战最忌畏首畏尾。
问：通化附近作战，我们损失那么大真划不来，干吗在冰天雪地中去打临江！
答：这完全怪杜聿明指挥不当，他根本就不配作指挥官。就拿这次怀德的事来说吧！怀德处在中长铁路西侧，本身根本无险可守，在军事上只配作个前哨据点，而不能做为作战基地。在怀德摆多了军队根本没用，大股敌人来了根本无法守，所以我只在那裏摆了一排人；告诉他们有了情况除立刻报告外，要看敌人来的多少，小股窜扰时当然就地抵抗，大股敌军来时，放几枪就可且战且走，给中长路上部队一个準备时间就行了，只要公主岭不失与中长铁路不被截断，匪军拿下怀德也佔不久。杜聿明一定要我派一团人去守怀德，你知道不知道新一军一个团装备有多少，在战场上展开了，共匪一个师也非对手，但在怀德这地方受到限制就施展不开。其后，我将这种理由向杜聿明说明，他同意了，我就把这团人（团长姓项）调回来，没有几天杜聿明忽然又让我调回去；在共匪第四次攻势，长春地区作战时，因战场需要我把项团调到长春，我来瀋阳后，杜聿明又把部队调回怀德。这一团人像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弄得人困马乏；这次项团长回到怀德，一切尚未布置好，共匪趁机而来，这一团机械化部队就白白的给共匪吃掉了。孙立人把手上的手套脱下向桌子上一丢说：这真叫我心痛！新一军一团人多当用！就这样断送了。
问：孙副长官，你为什么不把打哈尔滨计划，向杜长官建议，也许会被採纳。
答：杜聿明这种人有胆量去做吗？我绝不相信。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松花江北岸大桥底下的陶赖昭桥头堡，我在那裏摆了三百人，到今天与长春失去联络半年多了，到现在还在坚守着。共匪发动攻势时，杜聿明曾让我把这三百人撤到德惠，我没有撤；我们如不想光复松花江以北地区那没话讲，如将来还想接收北部，还想拿哈尔滨，有这个桥头堡就有用了，将来作战时，不知可省多少力量，可以少死多少人。陶赖昭桥头堡那裏有粮食、有弹药、有水、有发电设备，这是日本人预备和俄国人作战经营的永久工事；共匪如想拿这桥头堡，林彪非準备牺牲很多人不可，我有一万分把握，共匪不会随便去攻这个桥头堡。（笔者按：孙立人作此项谈话时，係在民国卅六年六月，事逾一年，迨民国卅七年十月廿三日，共匪宣称已佔领长春时；笔者在南京看到报载，我空军飞临长春上空，侦查确实情况时，见长春市区沉寂，有如一座死城，已看不到大建筑物上的国旗；但在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仍在迎风招展。笔者看到这则新闻，心中酸了好一阵子，东北之败乃至全国之败，决非败在前线战士，乃败在高级将领争权夺利，败在经济紊乱，败在封疆大吏的腐败⋯⋯）
问：农安之役究竟是怎么会事？
答：（孙立人好像不太自然，回答时亦不像其他问题那么「斩钉截铁」与雄辩滔滔，他讲了几句，笔者并没有捉住话的中心，只好像是说：「当时长春、德惠等地仍有共匪大的部队，新一军如移师农安，德惠等地共匪亦将跟蹤而至等」。）
问：在杜长官与孙副长官之间，是否有人在挑拨离间？
答：谁在挑拨？我知道他们在造谣，说我接近民主同盟份子，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笔者鑒于孙立人那种义愤填膺的样子，自知劝也劝不了，乃行告辞；在廿余年后的今天，来检讨这件事，在客观上杜聿明与孙立人均有责任，但孙立人究属部下，以下抗上更难为人所谅解，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对事不对人的肚量，为什么就没有事过之后原谅对方的胸襟，而拿国事作为个人洩愤的对象，国家失败了，个人难道就可独善其身吗？
东北国军重要将领失和情形，被林彪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大胆的在东北施展陆上「跳岛」战术；越农安打怀德，越长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铁岭，越瀋阳打锦州⋯⋯终致糜烂了整个东北。孙立人在铁路宾馆盘桓了一阵子后，深感无聊，不久便称病辞职去了南京，他深蒙最高当局的器重与爱护，改任陆军总部训练司令到台湾来练新军。杜聿明也于陈辞修将军出主东北行辕后因病去职到了北平。杜聿明与孙立人的先后离开东北，代表了国军在东北全盛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混乱失败时代的开始；这距杜聿明率师于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关还不到两年，这距吉长大捷，兵临松花江畔才整整一载；局势就这样转变了，好像一霎眼便全变了，不要说东北老百姓蒙在鼓裏，就是身为记者天天在各处跑来跑去的人，也为这突变所惊愕。杜聿明率师出关时，今日克绥中、明日佔兴城的声威到哪裏去了！吉长大捷时，那种作扇形扩展的雄风何在！东北局势变了！全中国局势也跟着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