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6/25页）

我不再出席中央常会

我接受蒋校长的钦定而担任中常委，原有到国民党最高神经中枢看看之意。那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不禁使我由失望进入绝望。此时的中常委已经不是总章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傀儡组织。蒋校长有所需要时，来此训话一番，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不需要时，则置之不理。国家大事，自然是没有机会与闻，党务小事，也多由各部处会秉承或揣摩蒋校长的意旨行事，至多在此作形式上的通过或报告而已。那些曾经随中山先生缔造民国的元老们，大多採取不癡不聋不作阿姑阿翁的态度。戴季陶在蒋校长前，更是履进履退，戒慎恐惧，鞠躬如也。我认为他存心作状，肉麻当有趣；道藩则说戴对蒋校长出自内心的诚敬。

南京不战而弃

何应钦就任后，政府的和谈代表即飞往北平，与共方代表开始谈判。在此稍前，我曾向李宗仁建议，在中央党部设立一个和谈指导委员会，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应包括孙科、张群、吴铁城三人，举凡有关和谈的问题，均先提交该会研讨和决定，然后付诸实施，以期协调党内各方面的意见，而收到团结抗共的实效。我作此建议的主要目的，乃想藉此机构来沟通蒋李的关係，以免他们鹬蚌相争。李欣然接纳，并加入与阎锡山有关的徐世昌。张治中于动身赴平之前一日，还亲到溪口向蒋校长请示机宜，我也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当可获得蒋校长的若干谅解。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全属幻想。和谈代表到北平后，经过很草率的谈判，共方即以送哀的美敦书的姿态，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其内容无异要政府作无条件的投降，政府自然不能接受，但和谈代表竟认为可以接受。黄绍竑回南京请示时，还填了一首词，起首两句是：「北国正花开，已是南国花落时」，十足显出他此时虽然身为政府的代表，但其灵魂已经完全倒向共产党那一方面去了。后来，和谈破裂，全部和谈代表都在北平集体降敌。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係最深的黄绍竑和刘斐还替中共到香港活动，实为中外政治史上罕见的丑行。

何应钦向立法院报告政府已决定拒绝共方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宣布即日迁往广州，继续与中共作战。全体立委均热烈鼓掌表示支持，许多人嚷着不必再询问。我主张仍应询问；因为我还想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在院会上重申必须坚守长江的主张，藉以加重政府当局的责任。但大家此时已无心继续开会，未被接受。立法院秘书处随即宣布自即日起，在三天内将在京委员分别送往广州，请大家即往秘书处登记，并将国民身份证交去，以备购票之用，或乘江轮，或坐火车，或搭飞机，均可自择。许多委员竞先登记，指定要在即日，或次日内离京。我不欲争先，乃登记愿在最后一日离京。当晚，我往访何应钦，探询守江的情形，他说荻港方面已有一部共军渡过长江。我问人数多少？他说约七百人。并透露：蒋校长密令汤恩伯将所部调往上海，使南京成为空城，好让共产党过江来打垮李宗仁，因而无兵可调，无法守江。我说：「难道你对付这七百人的力量都没有了吗？」他表示已有命令下去，希望能调集尚可勉强调动的部队，予以歼灭。我辞出何公馆时已深夜二时，江北的炮声愈来愈近。至此我虽然对坚守长江，不再存希望；但仍未想到南京竟会在一瞬之间，即告陷落。

以后据说，蒋校长当时的政略和战略是：「利用共军来消灭桂系，同时将大陆上的那种经济崩溃的重担抛给中共。他则以台湾为基地，固守上海及其他两个沿海据点，再以胡宗南部退踞西康，等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重温接收的旧梦。」他以为这是一个万全之策。因此，共军进犯上海时，他还亲临指挥防守战，可惜仍是失败。在桂系方面，他们逼迫蒋校长下野谈和，也只是幻想蒋下台后，他们可与中共划江而治，白崇禧虽然在汉口说了一句名言——备战言和，显然亦未作扼守长江的準备；至于和谈失败后如何继续与中共作战，更不必多说了。

财经失控民怨沸腾

雷啸岑^[3]

内戚干政与民争利^[4]

国府宣告还都，各省入川避地的难民，亦纷纷相继出峡了。我因上年向中央银行购储黄金之故，弄得倾家蕩产，四壁萧然，连复员的路费亦没有，只好暂时困居渝市，全家寄食于亲戚处，实为平生最狼狈的生活情况。缘中央银行于一九四四年春间，订价公开徵求人民以法币预购黄金，约定三个月为期兑现。第一期如限交货，信用昭着，购户皆获得大利，我乃悉索敝赋，将持有的现款，并将家眷首饰等变卖外，另向重庆和成银行与大同银行，各借法币伍拾万元，一概购储第二期黄金三百两。估计三个月后取得现货，由于币值逐月低降不已，所得的代价，比本钱可增加倍数以上。讵料第二期预购的黄金，从民国卅四年九月，延至卅五年九月才运到，购价的息金已不赀，而财政部以人民预购的黄金历一年时间方兑现，盈利甚鉅，悍然与民争利，规定剋扣二成归公——唯购储二两黄金以下的免扣——殊不知战时银行贷款的息金，因币值不稳定的关係，每隔三个月即增加成对本了，一年的複利计算起来，前述我向银行贷款一百万元，本利合计，即在两百万元以上，而所领黄金又被扣发二成。于是，全部售价所得，仅够还清银行贷款，我乃陷于一贫如洗的境地了！

大局恶化的原因

一曰财经的失策，据吾友周佛海于民国三十七年春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长室和我晤谈中，提到当时京沪物价腾踊问题时，慨然道：「日本宣告投降之始，重庆方面即派杜月笙、钱新之、戴笠等先到上海，跟我商洽法币与伪储备券兑换率，应如何规定一事。我把自己掌管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年发行的钞票总数额，与其所持有的黄金、白银、美钞等準备金核计后，认为若以法币一元兑换伪币五十元，则物价尚不致有重大的波动；倘能降为法币一元对伪币廿五元的比率，即可保证物价安定如常，绝无顾虑。讵重庆财政部乃明令规定为一元对二百元的兑换率，而京沪物价即扇起了涨风，逐月上升」等情，自属事实。迨国府还都后，凡公营事业如铁路、邮电等项，即带头加价，更助成物价狂涨的趋势，有如脱缰之马，没法控制，人民生计窘迫，生活维艰。加以各沦陷区的接收人员又肆行贪污搜劫，共产党从而乘机蛊惑，唯恐天下不乱，而国家的财政金融乃陷于混乱凋敝之境界，每况愈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