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9/19页）

荷兰航海家罗杰文（Roggeveen）于1722年登陆复活节岛时，岛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相当严重；到19世纪末，由于混乱造成民不聊生，再加上有些人被欧洲人掳去做奴隶，还有些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岛上居民只剩了111人。他们伟大的过去只通过口述历史保留下来一个梗概。人类学家根据岛民的口述和惊人的考古发现，重建了复活节岛历史中他们所谓“衰落时期”社会的伤心景象。证据不仅表明那时战事频仍，还有迹象表明有人吃人的情况，并显示有些岛民想方设法逃离战争的荼毒。许多天然的山洞和火山熔岩形成的通道用从安置雕像的平台上撬下来的削凿整齐的石板挡住出口，成为个人或家庭的藏身之处；在岛的一端，挖了一条沟渠把一个半岛与主岛隔离开来，这肯定是出于防御目的的战略举措。

藏身地和战略防御是军事分析家熟悉的三种防御工事中的两种。复活节岛上只缺第三种：地区要塞。但这并不意味着复活节岛上的战争缺少某个方面，只是说明了战场是多么狭小。在岛上逼仄的空间中，岛民似乎通过血淋淋的经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他们无疑学会了克劳塞维茨大力强调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波伊克半岛上的工事似乎表明，他们有些人同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防御是最有力的战争形式这句格言；鉴于17世纪期间岛上人口的剧减和新发明的黑曜石矛尖的大批生产，甚至可以推测，他们尝试过克劳塞维茨式战争的鼎力之举——大决战。

但是，结果是自我毁灭！克劳塞维茨也许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然而，政治是为文化服务的。波利尼西亚人在他们的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十分友善的文化。1761年布干维尔到达塔希提岛时，宣布他找到了伊甸园。他关于那里美丽的人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介绍在欧洲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帮助建立了对“高尚的野蛮人”的景仰，滋养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对18世纪欧洲井然有序但矫揉造作的社会的厌倦和不耐烦。这种厌倦和不耐烦的情绪催生了政治上的不满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二者合力推翻了君主统治，向往高尚的野蛮状态的欧洲人从此摆脱了他们自小熟悉的政体形式。

克劳塞维茨崇尚大决战这种戏剧性的行为，赞美唯我独尊的领袖人物，具体来说就是拿破仑，这说明他和所有反对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人一样，是浪漫派。然而，他对国王和部队的忠诚又证明他仍然受到神力和禁忌的束缚而不自知。在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的欧洲，团编制的军队是约束作战者的暴力行为，使其为君主所用的手段。因为克劳塞维茨的祖国普鲁士非常古怪地认为世界上的好东西自己一概欠缺，所以它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大帝鼓励军官打仗时无所不用其极，残酷无情的程度超过了别国国王心目中恰当的界限。他为了传播他的神力而破除了禁忌，使别的国王非常不以为然。

但是，腓特烈大帝并未越轨，他不过是把战争的残酷程度推到了当时的行为守则所能接受的极限。在克劳塞维茨成长起来的世界中，皇家的神力和作战的禁忌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他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为新秩序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秩序，而且他的战争理论将导致欧洲文化的毁灭，对此他却完全没有看到。这怎么能怪他呢！复活节岛在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地处偏僻的海隅，岛上发生的悲剧又远在更大、更友善的波利尼西亚文明发展起来之前。当时岛上的人如果有能力清晰达意，一定会说，客观情况的变化使文化上的革命成为必然。他们甚至可能会发明出一个意思相当于“政治”的词，来描述每年当第一个找到乌燕鸥蛋的人成为酋长后，为培育对他的忠诚而采取的种种举措。现在这些都已无从知晓。第一批人类学家来到复活节岛时，岛上历经战乱的居民劫后余生，万物凋敝，因此无法对他们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可靠的分析。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对波利尼西亚文化没有好处。那个文化尽管和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民主、活力和创新沾不上边，但它调整当地的资源适应于它确定的目的，与太平洋岛屿生活的状况契合得几乎天衣无缝。神力和禁忌在酋长、武士和部族成员各自的作用之间确定了平衡，维护着所有三方的利益；如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称之为波利尼西亚生活的“政治”的话，那么战争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继续。“真正的战争”来到复活节岛那个波利尼西亚世界中的一角时，首先消灭了政治，然后毁掉了文化，最终几乎灭绝了生命。

祖鲁人

复活节岛上的人试验自己发明的全面战争，互相厮杀得血流成河，但外部世界对此一无所知。相比之下，祖鲁人通过他们的社会在19世纪初的军事革命，卷入了一场与西方文明的高调冲突之中，他们的故事被后人添枝加叶，越传越神。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较晚，克劳塞维茨不太可能知道这场发生在南部非洲高潮迭起的冲突，不过他对于本书以后将要讲到的马穆鲁克的故事应该非常了解。事件的高潮现已成为现代最伟大的通俗历史故事，成为南非白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南非白人在比勒陀利亚用大理石建造的神庙中，和他们的先驱定居者作战的祖鲁勇士的雕像和布尔人英雄的雕像一样被刻画得英姿勃发。这并不值得惊讶，南非白人的神话需要他们的敌人既高尚又可怕，而祖鲁人从他们的国家自19世纪初兴起到在1879年的战争中大败亡国，其间的确变成了非常可怕的战士。

祖鲁人原来民性温和，以放牧为生。他们的祖先恩古尼人也是放牧民族，14世纪从遥远的北方移居非洲东南沿海地区。三个世纪后，因海难沉船逃到陆上的欧洲人描述道，“他们彼此交往……彬彬有礼，热情健谈，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时都互相敬礼”。他们对陌生人十分友善，在他们的土地上旅行非常安全；只要当心别携带铁或铜，因为这些金属太稀罕了，会“诱发命案”。他们非常遵纪守法，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没有奴隶制，复仇“基本没有”；若发生争端即诉诸酋长，对酋长的裁决“没有二话”地接受。酋长也受法律的管束，若有过错会被辅佐他的谋士处以罚款，或由地位更高的酋长把他的决定推翻。

虽然早期来访的欧洲人注意到恩古尼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人道（ubuntu），但恩古尼人也打仗，也发动战争。作战的原因通常是争夺牧场。对于一个牲畜多于人的社会来说，牧场是至为重要的资源。战败的一方必须迁去较为贫瘠的地方。这是居住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的原始人群的典型情况，战败的结果不是遭到屠杀，而是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