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10/19页）

战斗通常高度程式化，有双方的老老少少在一旁围观。开始时是互相叫骂，一旦发生伤亡，战斗即告结束。对暴力的程度有习俗的管理，也有自然的限制：因为缺少金属，所以武器是用经火烧变得比较坚硬的木头做的，打仗时向敌人投掷，不做近身格斗。如果一个武士不巧打死了对方的一个人，他就必须立即离开战场去辟邪。不然的话，被他杀死的人的灵魂一定会作祟，使他和他的家人患上不治之症。

几十年后的19世纪初，这种典型的“原始”作战方法突然被推翻了。恩古尼一个叫祖鲁的小部落的酋长沙卡带领着一支经过严酷训练的军队，打仗时务求全歼敌人。他的祖鲁王国因此成为南部非洲的强国。别的部落被祖鲁人打得落花流水，只能乱哄哄地逃往别处，有时要远走好几百英里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目睹沙卡崛起的欧洲人和对波利尼西亚人娴熟的航海技术大惑不解的航海家一样，努力想为这个似乎没有自然成因的现象找到解释。一种说法是，沙卡遇到了欧洲人，学会了欧洲人的军事组织和战术。这肯定不是真的。但有一点是真的，即到18世纪末，北部恩古尼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好景不再。标志着财富的牲畜越来越多，超过了“肥沃”草场的承负能力。西面巍然屹立着难以逾越的德拉肯斯堡山脉，山脚下的“贫瘠”草场无法维持畜牧经济。北面的林波波河是采采蝇的肆虐地带，因此无法向那里扩张。16世纪时从美洲带到非洲的玉米导致了南部恩古尼人口的增长；再往南，好望角的布尔人装备着火器，以誓死决心要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挡住了恩古尼人向南迁移的任何可能。而东面就是大海。

在沙卡出名之前，恩古尼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沙卡之前的一位酋长废除了过去族人接到作战的召唤后，拖家带口一起赶去酋长的畜栏集合的做法。他把男子按年龄组成“年龄团”，同一年出生的男子编在同一个团里。打仗期间，男子和可能会成为他们新娘的女人分开，降低了出生率；人员集中加大了酋长的权力，也增加了酋长的个人所得，无论是牲畜、庄稼还是猎物，因为在战争期间，战士不打仗时都得为酋长干活。

沙卡不仅把这些改变确定下来，而且把它们推到极致。“年龄团”成了永久性的编制，战士住在军营里，和平民分开。不仅是在一两次季节性的战争期间，而是直到40岁之前，战士都一律不准结婚；到40岁时，会给他们分配妻子。沙卡把女子也编成了团，就从女人团里给男人找妻子。

对作战方法旧有的限制也被打破。沙卡设计了一种刺杀用的矛，训练战士们用这种新武器与敌人近身肉搏，杀死敌人。（随着布尔人从好望角地区向外扩张，可能比过去更加容易大量获得铁这种金属；历史学家似乎没有对恩古尼人战争残酷性加剧的这个方面认真探讨过。制造刺杀的标枪肯定比制造原来投掷的标枪需要更多的铁。）

使用锋利的武器近身肉搏需要密集队形，这也在沙卡的发明之列。他早就命令手下的人扔掉鞋子，练习光脚长途奔袭。作战时，他把队伍分为两翼，中心部分排列重兵，后面还有预备队；交战的时刻来临时，中心以密集队形冲锋牵制敌人，两翼从旁包抄。辟邪的仪式要等到战斗结束后再说。杀了敌人要把他的肚子剖开，以确保他真的死了，然后再去杀下一个。按照传统，开膛破腹可以释放死者的灵魂；否则的话，死者的灵魂会逼得杀人者发疯。

恩古尼人传统上认为杀害女人和孩子是人所不齿的行为，沙卡却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不过总的来说，他一旦把邻近部落统治家族的男性成员和那个部落的战士杀掉后就住手了，剩下来的人被纳入他日益扩大的王国。他的目的是把服从他权威的所有恩古尼人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国家，并不断扩大地盘。

在祖鲁王国日益扩大的边界以外，这一制度造成了灾难。沙卡的办法解决了祖鲁人口过多的问题，但造成了邻近许多部落的流离失所，使他们失去了祖居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祖鲁王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之处从好望角的布尔人殖民地一直到坦噶尼喀湖。在这块相当于非洲大陆五分之一的地区，每一个社群都深受其害，许多社群的生活被完全打乱。”

祖鲁帝国主义造成的糟糕结果被称为“强迫移民”（Difaqane）。“到1824年，从图克拉河到兹姆库鲁河，再从德拉肯斯堡山脉到海边的整片地区都遭到了破坏。数千人被杀；一些人逃向南方；还有一些人被纳入祖鲁王国。在纳塔尔，有组织的社群生活荡然无存。”这片地区面积相当大，有15000平方英里。然而，被祖鲁人赶走的部落逃得更远。一群人逃到了离他们原居住地2000英里的坦噶尼喀湖边。有些族群在逃亡的路上丢失了所有的牲畜，只能靠吃野草和植物的根茎维生；还有的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许多人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匪帮”之中。这些匪帮像蝗虫一样沿途洗劫，身后留下死伤累累。

虽然沙卡于1828年倒台，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年轻的祖鲁人仍然遵守着他的军事制度和守则。成功的武士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痼疾：胜利后不利用物质上的所得来投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而是故步自封，趋于僵化。个中原因是本书探讨的一个主题。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原因无疑是他们必须继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备战上面，像我们说普鲁士人那样，时刻警惕着，因为在他们旁边，和他们同样强大的军事强国正虎视眈眈（而且，在19世纪的南部非洲，其他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祖鲁王国更高）。像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祖鲁人的崛起靠的是他们的作战形式。他们虽然后来也掌握了火器，但没有调整战术来适应这种新武器，打仗时仍然采用手持矛枪一哄而上的办法来赢得胜利。

沙卡是完美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来维护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套制度执行起来效率高得惊人。祖鲁文化把武士的价值观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其视为维护放牧经济的关键，并把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的精力和想象力束缚在不具生产力的军事框架内，直到他们年华老去；结果剥夺了自己与时俱进、适应周围世界发展的机会。简而言之，祖鲁民族的兴衰残酷地显示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缺陷。

马穆鲁克

所有军队都是一种奴役制度，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奴役达到了极点。沙卡的战士不算奴隶，因为束缚他们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再加上畏惧。尽管如此，从功能的角度，应该说他们是沙卡意志的奴隶。然而在过去，战士可以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无论两者的地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不相调和。在现代世界中，做奴隶意味着个人自由完全被剥夺，而拥有和使用武器则是个人解放的手段。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能掌握着武器，却没有自由。然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却认为奴隶和战士的地位并不冲突。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有奴隶战士——马穆鲁克。他们经常成为国家实质上的统治者，他们的首领世世代代掌握着国家的统治权。然而，与其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律上还自己以自由身，他们反而坚决维护马穆鲁克“制度”，抵制所有要改变其性质的压力。他们的抵抗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垄断了骑射的复杂技术；如果放弃骑射，采用更普遍的火枪和步兵作战方式，他们的位子就可能坐不稳。然而，他们的军事文化和祖鲁人的一样，因其狭隘性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来自他们所掌握的他人没有的军事技能，但是他们宁肯坚持过时的武士作战方式，也不愿适应新的作战方法。他们和祖鲁人一样，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彻底颠倒了过来。掌权者把政治变成了战争的继续。在实践中，这根本行不通；在文化上，马穆鲁克却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