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秦汉时社会组织（第5/9页）
入籍者谓之占着。《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者八万余口。师古曰：占者，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是也。成以此赐爵为关内侯，秩中二千石。然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见《循吏传》。后汉殇帝延平元年，亦以郡国“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敕司隶校尉部刺史。匿实数于承平之日，以避诛求；张虚数于流亡之时，以夸抚字；所由来者旧矣。
古代政令，率务求庶，汉世去古未远，故其用意犹然。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高帝纪》：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后书·章帝纪》：元和二年，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元和三年诏云：“婴儿无父母亲属，及人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21)则于婴儿乳妇，亦咸有惠政矣。然此等恐徒成具文。《贡禹传》：禹言“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王吉传》：吉言“世俗聘妻送女无节，贫人不及，故不举子”。(22)则虽有惠政，亦无补于生计之艰难，况重之以苛政邪？《史记·日者列传》言：产子者必先占吉凶，然后有之。《后书·张奂传》言：武威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日生者悉杀之。此等虽貌似迷信，实皆为生计所迫而然。《后书·侯霸传》：言霸王莽时为淮平大尹。更始元年，遣使征之。百姓遮使者车，或卧当道乞留。至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此虽饰说非实，然不举子者之多，则于此可见。《三国·吴志·骆统传》：统上疏言：“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此亦三国时户口凋耗之大原耶？当时法律，非不禁之。如《后汉书·贾彪传》言：彪补新息长。新息，今河南息县东。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王吉为沛相，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魏志·郑浑传》：迁下蔡长，邵陵令。下蔡，今安徽凤台县。邵陵，今湖南宝庆县。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增开稻田，重去子之法皆是，然其效亦仅矣。
贫民生子不举者虽多，贵族则增殖颇速。(23)《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诏曰：“惟宗室子，皆大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以三人之后，二百有七年之间，而其数至于如是，其增殖亦可谓速矣。此盖贵人多妾媵；又生计宽裕，生子无不举，养育亦较优故也，固非所语于凡民矣。
第四节 人民移徙
汉法，人民流移，本干禁令，然流亡既所不免，即不得不从而许之，但望其仍能占者而已。(24)成帝鸿嘉四年，以水旱为灾，关东流冘者众，流民欲入关者辄籍内。后汉明帝即位，赐天下男子爵。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其后诸帝即位，立皇后、大子，改元，大赦，多有是诏，盖为东京之故事矣。然徒许其迁移，尚未必其能徙，故国家又时有移民之政焉。
秦及汉初之移民，徒为强干弱枝之计，已见第二章第一节。《汉书·地理志》言：“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侯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25)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则娄敬之策，汉且世世行之矣。
移民实边之利，文帝时晁错极陈之。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后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河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其规划皆颇远大。晁错言移民之计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荅。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其计虑之周详如此。错之言多有所本，盖亦古之遗规也。然其能行之与否，则难言之矣。后汉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不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从者，赐弓弩衣粮。九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着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赋。待之亦未尝不厚。然伍被为淮南王画反计，欲诈为丞相、御史请书，徙民朔方，以恐动其民，见第四章第六节。则民之视迁徙为畏途久矣。
景帝元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联甚痛之。郡围或硗陿，无所农桑畜，或地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此真知土满人满之当互相调剂者也。然特听其徙而已。至武帝世，乃更有大举移民之事。《汉书·武帝本纪》：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史记·平准书》云：“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与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后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又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护之。”其行之虽未知如何，其于民，亦可谓尽心焉尔矣。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募徙贫民。县次给食。(26)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其振恤之亦极周至。此等皆古代之遗规，未尽废坠者。至后世，言治者益以无动为大，更不能有此等举措矣。
移民亦有为治理计者。《史记·货殖列传》言：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汉武帝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是也。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成帝时，陈汤言：“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实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然则充奉陵邑，仍有裁抑并兼、整齐风俗之意也。然诸陵实为游侠出入之地，斗鸡走狗之场，宣帝即因上下诸陵，周知闾里奸邪，见第五章第十二节。则不惟不足昭轨物，转足败坏风俗矣。《后汉书·贾复传》言：旧内郡徙民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汉书·李广传》：李陵出兵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皆可见豪强之不易裁抑，而新徙之民，未易令其得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