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秦汉时人民生活（第9/13页）
然马于置传及用兵，关系究属最钜，故民间能畜马者，国家奖厉之甚至。晃错说文帝曰：“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汉书·食货志》。武帝轮台之诏曰“当今务在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见《汉书·西域传》。所欲修者，即此等令也。《平准书》述武帝初年之盛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虽或失之于夸，然元狩四年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见《汉书·匈奴传》。师古曰：“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兴之限。”则民间马确不少，其报效国家，亦不为不踊跃。乃元朔五年、六年之役，《平准书》云：“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于是役又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云：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将吏之骄恣不恤军事如此，即胥中国为牧地，亦岂足供之？《平准书》云：武帝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近旁郡。又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事在元鼎四年。李奇曰：十母马还官一驹。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天下牝马亭。亭有畜悖马，岁课息。其苛扰如此。《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黎侯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要斩。师古曰：“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可见其时行法之严，然卒无益。元狩五年，平牡马至二十万。大初二年，卒籍吏民马以补车骑马焉。皆见《汉书·本纪》。昭帝始元四年，诏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五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盂康曰：“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沈钦韩曰：“《新书·壹通篇》：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国众车骑则力益多？马不出关之制，汉初已有也。”案《汉书·景帝纪》：中四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孟康盖据是为说。元凤二年，诏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今年毋敛马口钱，文颖曰：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民始稍及宽典。王莽复事四夷，亦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复尽以予民。见《食货志》。《莽传》云：“多少各以秩为差。”事在天凤六年。其时乘传使者，经历郡国，日且十辈，仓无见谷以给，传车马不能足，至赋取道中车马焉。《莽传》地皇元年。诛求之祸，至斯而极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大仆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铃、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 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属焉。家马，武帝大初元年，更名桐马。水衡都尉属官有六厩令丞。《注》引《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骑马、辂、大厩也，马皆万匹。”此六厩皆属大仆，师古说殆误。疑水衡别有一厩，名为六厩也。此等皆以共奉皇室，本失之侈，故“中兴省约，但置一厩”，未央。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车马。后或并省。牧师苑亦省。惟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见《续汉书·百官志》。亦未闻其阙于事也。《食货志》云：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其初意当为共给军国，非仅以共皇室。《汉仪注》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续志》云：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百官公卿表》及《景帝纪》中六年《注》引。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地利亦不可谓不得，畜牧必于边地。《汉书·地理志》：大原郡有家马官，此即大仆之属。臣瓒曰：“时以边表有事，故分来此。”此未必然，盖亦以就地利耳。使善者为之，未始不可有裨军国，惜仍未能善其事，而临事不免赋取于民也。诸厩及菀监，既徒为共奉皇室，故苟或减省之，或出之以共国用，亦为仁政。如前引昭帝元凤二年之诏；又如文帝二年，诏大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贾山《至言》，称文帝“省厩马以赋县传”，当指此。武帝建元元年，罢苑马以赐贫民；后汉和帝永元五年，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皆是。
路之最平坦者为驰道，其修治颇难，故黄霸守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贬秩；而贾山等言秦之虐，辄以其治驰道为言也。见第二章第三节。案驰道之最近者，仅在朝庙之间。《汉书·鲍宣传注》引如淳曰：“令：诸使者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是也。成帝为大子时，不敢绝驰道。《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周侯昭涉昧，元狩五年，坐行驰道中免即此。时凡天子所幸之地，即治驰道，故游幸愈广，为害愈深。《平准书》言：既得宝鼎，立后土大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31)县治官储，设共具，而望以待幸”，盖车驾未出，而民之劳扰已甚矣。骄侈之主如汉武帝者，又以供帐之善否为赏罚。《汉书·王诉传》：诉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武帝嘉之，驻车拜诉为真是也。民安得不涂炭乎？平帝元始元年，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此在王莽秉政时，确为仁政也。其用兵之际，则有筑甬道者。《汉书·高帝纪》：二年，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应劭曰：“恐敌钞辎重，故筑垣墙如街巷也。”《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六年，公曰：“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裴松之曰：“不筑垣墙，但连车树栅，以扞两面。”边方又有深开小道者。(32)《汉书·匈奴传》：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建塞徼，起亭隧。”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平时又或因数跸-烦民，筑为复道。(33)见《史记·叔孙通列传》，梁孝王亦欲筑复道朝大后，见第四章第六节。此等自非寻常所有。其寻常道路，修治之责，在于地方官。(34)故薛宣子惠为彭城令，宣过其县，见其桥梁邮亭不修，而知其不能。然大致临事始加修治。故王吉谏昌邑王，言今大王幸方与，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朱买臣为会稽大守，会稽闻大守至，发民除道；桓帝备礼以聘韩康，亭长以韩征君当过，发人牛修道桥；而武帝病鼎湖，卒起幸甘泉，至于以道不治而杀义纵也。见《汉书·酷吏传》。临事修治，劳民特甚。故章帝幸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桥道。”《本纪》建初七年。其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毋得设储踌；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元和元年。魏齐王正始七年八月己酉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