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2．不列颠秘史（第20/26页）

当汉普顿宫出现传染时，红衣主教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了开来。只有四位仆人可以接近他。等他重新露面时，看上去真像是一直都在祈祷。

当姑娘们在夏末回到伦敦时，已经长大了一些，格蕾丝的头发由于日晒而颜色稍稍变浅。她在他面前有些胆怯，他心里想，不知道现在看到他，她是否只会想起那天晚上，当她听说她妈妈死后，他送她上床的情景。安妮说，明年夏天，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宁愿跟你在一起。城里的疫病已经结束，但红衣主教的祈祷效果却各不相同。收成非常糟糕；法军在意大利节节溃败，他们的指挥官染病身亡。

秋天来了。格利高里要回到他的老师那儿；他看得出他不情不愿，尽管他对格利高里的了解其实很少。“怎么了？”他说，“有什么问题吗？”孩子不肯说。跟别人在一起，他总是开朗活泼，但在他父亲面前，他却戒备而礼貌，仿佛要在两人之间保持正式的距离。他对乔安说，“格利高里是害怕我吗？”

像针尖刺进帆布一般，她飞快地扭头看他。“他不是僧侣，干吗要怕你？”接着，她的语气有所缓和。“托马斯，他怎么会怕你呢？你是一位和蔼的父亲；事实上，我都觉得你太和蔼了。”

“如果他不想回他的老师那儿，我可以送他去安特卫普，到我的朋友斯蒂芬•沃恩那儿。”

“格利高里绝对成不了商人的。”

“是呀。”你无法想象他跟福格尔家族的某个代理人或某位暗自窃笑的美第奇职员就利率问题谈成生意。“那么，我该拿他怎么办呢？”

“我来告诉你怎么办——等他准备好后，给他结一门好亲事。格利高里是一个绅士。这一点谁都能看出来。”

安妮迫切地想开始学希腊文。他在考虑由谁来教她最好，并询问其他人的意见。他想找一个意气相投的人，一个他可以在饭桌上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住在他家里的年轻学者。对于给他儿子以及外甥们请的老师，他感到后悔，但眼下不想让他们调换。那家伙喜欢争吵，当然，的确发生过一件不成体统的事情——由于他喜欢点支蜡烛在床上看书，不知道是哪个小子让他的房间着了火。“不会是格利高里，对吧？”他当时说，心里也一直这么希望；那位老师似乎以为他拿这件事情当玩笑。而且他不断地给他寄来一些他觉得已经付过的账单；我需要一个家庭会计了，他想。

他坐在桌旁，面前堆着厚厚一叠从伊普斯维奇和红衣主教学院送来的图纸和方案，还有工匠们为沃尔西的建设计划提出的报价和账单。他端详着手掌上的一道疤痕；早年烫伤的疤痕，形如麻花状。他想起了帕特尼。想起了沃尔特。想起了受惊的马战战兢兢移动的脚步，以及酿酒厂的气味。想起了朗伯斯的厨房，还有总是送鳗鱼来的那个蓬头散发的小男孩。他记得曾经拽着那孩子的头发，把他的头按进一桶水里，捂了好一会儿。他想，我真的干过这种事吗？真不明白是为什么。红衣主教也许说得没错，我真是罪不可恕。疤痕有时会痒；硬得像一枚骨刺。他想，我需要一个会计。我需要一位教希腊语的老师。我需要乔安，可谁说我需要就能要到呢？

他打开一封信。是一位名叫托马斯•伯德的神父写来的。他需要钱，而红衣主教似乎欠他一笔钱。他把事情记了下来，准备去查一查并把钱还掉，然后又拿起信。信里提到了两个人，两位学者，克勒克和萨姆纳。他知道这两个名字。是六位大学教师、藏有路德著作的牛津学者之二。红衣主教当时说，把他们关起来，跟他们讲道理。他手里拿着信，转开了视线。他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它的影子正在墙上移动。

他开始读信。写信的人说，克勒克和萨姆纳已经死了。红衣主教应该了解。由于没有其他的安稳之处，院长认为只能把他们关在学院的地下室里，那里又深又冷，原本是存放鱼肉的地方。即使在那种寂静、隐秘、寒冷的所在，夏天的疫病还是盯上了他们。他们死在黑暗之中，没有任何神父到场。

我们一整个夏天都在祈祷，但祈祷得还是不够。红衣主教会不会是完全忘记了他的异教徒？我得去告诉他，他想。

这是九月份的第一周。他压抑的痛苦变成了愤怒。但他能拿愤怒怎么办呢？同样得压抑下去。

不过，当终于迎来新的一年时，红衣主教说，托马斯，我该给你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呢？他说，“把小比尔尼给我吧。”不等红衣主教回答，他又接着说，“大人，他已经在塔里关了一年。伦敦塔会让所有的人感到恐惧，而比尔尼胆子很小，身体瘦弱，而且我担心他们对他很严厉，大人，您还记得萨姆纳和克勒克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大人，动用您的权力，写写信，必要的话向国王请求。放了他吧。”

红衣主教靠在椅背上，双手指尖相接。“托马斯，”他说，“我亲爱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很好。但比尔尼神父必须回到剑桥。他必须放弃去罗马找教皇、要教皇改变思维方式的打算。梵蒂冈有非常深的地下室，他一旦到了那里，我的胳膊再长也够不着了。”

“您连自己学院的地下室都够不着，”这句话到了他的嘴边，可他又咽了回去。允许他说些怪话——偶尔调侃几句——是红衣主教对他小小的纵容。他总是乐于得到最新的禁书，并用饰带点缀封面，以及了解德国商人聚居地斯蒂尔亚德的各种传言。他喜欢拿一两本书翻一翻，或者晚饭后来一场争论。但在红衣主教面前，任何有争议的话题都必须用最委婉、像头发丝一般柔软的语言一层层地包裹起来。表达任何危险的见解时，也必须用几串笑声、几次道歉来遮遮掩掩，乃至于到头来，这种见解变得像你背后的靠垫一样膨胀而无害。诚然，听到地下室里的死亡事件时，红衣主教大人也曾伤心落泪。“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说，“那些优秀的年轻人！”

近几个月来，他动不动就落泪，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泪水不再真诚；事实上，此时此刻，他就抹去了一滴泪水，因为他知道那个故事： 格雷会堂里的小比尔尼，那个说波兰语的人，无功而返的送信人，目瞪口呆的孩子，伊丽莎白•克伦威尔的面孔以及她那僵直、严肃的遗体。他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说，“托马斯，请不要绝望。你还有孩子。也许有朝一日，你会希望再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