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7/13页）

传统中国政治的治乱循环往往是乱局之中产生强人，强人之后局势更乱。不依靠制度、只信赖强人的政治，皆是如此。袁世凯死了之后，民国政治进入五代十国式的大乱世，出现了陈志让先生所说的“军绅政权”，即封建军阀与传统士绅脆弱的政治联盟。但北洋军阀也好，传统士绅也好，皆以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为背景，从北洋三大派系的名称——皖系、直系、奉系之中，便可窥见一二。各地军阀围绕争夺中央权力、占据正统展开肉搏，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民国政治进入最黑暗的分崩离析时期。[49]诚如丘昌渭所说：“民国十三年以前的中国，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50]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共和的民国，具有共和政体的表面形式，如宪法、国会、政党等等，但如同德国魏玛时期一般，已经是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51]

“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意味着在民国头十年，缺乏一个政治成熟的、对共和精神有充分了解的阶级，整个国家没有中心势力，社会失去了重心。在传统中国，虽然历经朝代更迭、政治动乱，儒家士大夫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一直是社会的重心，是重建秩序的中坚力量。然而，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失去了社会重心。李大钊在1917年撰文《中心势力创造论》，提出：“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但是“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52]

李大钊的观察可谓深刻。先来看传统士大夫群体。这些拥有功名的旧派士绅们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便后继无人，作为一个阶级开始走向没落。最后一代士大夫进入民国之后，处于内外断裂的局面。本来士大夫、国家与社会三者通过科举制度和宗法家族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到了民国初年，普遍王权的崩溃和宗法家族的衰落，使得旧派士绅们失去了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他们成为一个依附性的阶层，或者依附于某路军阀，或者依靠某种地方势力。在其内部，原来作为士大夫阶级共同信仰的儒家开始式微。儒家之所以在古代中国具有主流的地位，乃是有其政治和社会的肉身，一是与普遍王权结合，成为官府之学，二是渗透于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习惯，成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然而，民国之后儒家不仅失去了官学的地位，而且也不再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即使在儒家士大夫内部，各种新思潮介入之后，士大夫精英们也不再信奉儒家为共同的价值共识，而且越来越注重现实的利益、功利，置信念伦理于脑后，于是在民初国会选举、官场之中，旧派士绅的各种道德与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舆论对这些旧派士绅多嘲笑与批评。进步党内多为旧派士绅，在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进步党改造为研究系，又转而与段祺瑞合作。历经张勋复辟，研究系与段祺瑞携手，成为再造民国的功勋，但在接下来的第二届国会选举中，研究系中不少附龙攀凤之徒竟然倒向段祺瑞的安福系，安福系大胜，研究系大败。本来期望士大夫成为“中等社会”中坚的梁启超，目睹士大夫群体的迅速堕落，近乎咬牙切齿地批评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全因士大夫。“官僚蠹国，众所疾首也。谁为官僚，士大夫也。党人病国，众所切齿也。谁为党人，士大夫也。”[53]

再来看北洋军阀。世界上不少新兴国家在建国之初，各种社会阶层尚未成熟，而唯一具有组织力和行动力的集团，便是军队。于是当各种社会力量互相冲突、无法整合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时候，军人直接站到前台，实行军政府统治。民国之初当多党议会制和行政威权制一一失败之后，出现直接的北洋军阀统治，部分原因也在于此。然而，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事集团，已经不是一支有着统一意志和高度组织力的力量，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已经严重地方化、封建化，袁在世之时尚未完全暴露，一旦老大驾崩，北洋立即四分五裂，不仅无法整合社会，而且自身成为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的直接动因。在袁之后的军绅政权之中，绅士集团也是分裂严重，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派别、在朝士绅与在野士绅、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之间争斗激烈，与各路军阀的战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五代十国式的典型乱局。

在民国初年，旧派士绅开始走向历史的坟墓，而新型知识分子尚未成熟。国民党的中坚人物与旧派士绅为主的进步党不同，大都是新派知识分子。在原来以科举为中心的体制格局之中，他们大都是边缘人，辛亥革命的成功，一夜之间让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走向了政治中心。但这些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政治理念虽坚定，政治经验却相当贫乏。民国肇建，他们以革命功臣自居。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中如此描述：“因为同盟会的人士太专擅，不能容纳别党的意见，致被别党人以‘革命元勋’四字相揶揄。”[54]宋教仁虽然是难得的政治人才和领袖，但正如唐德刚所说，却不是一流的政客，[55]刚愎自用有之，缺乏娴熟的政治手腕，致最后遭遇袁党的毒手。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中的精英悉数到体制之外活动，留在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群龙无首，在民二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议员派别林立，“议员人数虽多，战斗的阵容和精神反不及对方的研究系”。[56]

袁死后的北洋时期，国会恢复了，政党政治表面也重新出现了，但政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南北之争和法统之争使得几届国会中的政党愈加自我利益化，与各路军阀的关系愈加紧密。朱执信说：“‘代议制中之国会，不能代表民意’。此种批评，至近年而渐盛。盖一方为守旧派之反动，一方为激进派之不满，两者合力，遂使‘国会代表人民’一语之价值，渐受减削，往往至为真价以下之评价。”[57]成功的政党政治，需要有成熟的、厚实的社会基础，有阶级在背后支撑。然而，无论是激进的革命党人，还是温和的立宪派人士，民初各政党的背后，都缺乏有力的阶级扶植。在传统的士大夫阶级渐趋消亡之时，各种新兴群体（如商人、军人、留学生等）虽然开始进入政治的舞台，却未能承担起士大夫原有的政治与文化功能。德国魏玛共和时期，因为缺乏马克斯·韦伯所盼望的政治成熟的阶级，致使议会政治反复动荡，北洋时期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