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玛时期”的国家建构与代表性危机（第9/13页）

无论是多数议决的代议制，还是一人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到了1917年左右，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它们内在的缺陷都显现出来，无法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那么，公意究竟如何体现？在日益逼仄的政治空间之中，整个社会潮流越来越趋于激进，政治重心也从上层政治开始转移向底层国民，于是，在俄国革命的召唤之下，一种新的、自称可以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体制在中国出现了。

四、人民直接呈现公意？

1916年新年伊始，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提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68]陈独秀像一只过早报晓的公鸡，他的声音回荡在破晓前的黑夜，无人回应。此时无论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还是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一个还做着与段祺瑞合作的美梦，另一个在南方借助军阀护法再图革命，他们的眼光都盯着中央或地方的各路实力派，全然不知国民运动为何物。

然而，两年之后，形势丕变。梁启超被安福系排挤，出洋考察大战之后的欧洲，孙中山被南方军阀逼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潜心著述。1918年之后，无论是研究系，还是国民党，都对政治体制内部的变革绝望，开始放弃顶层设计，寻找另外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无论是新派国民党人，还是旧派立宪党人，都是眼光往上，迷信财力、军力，以为要掌握国家权力，凭借的就是政治的实力，虽然在理论上肯定人民主权，但从来没有正视过社会力量与国民运动。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少数革命精英与传统士绅合作的上层革命，与社会底层的民众基本无涉。然而，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他们发现，虽然学生和市民无一兵一卒，但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凭借观念的力量、新型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全体市民参与的“三罢运动”，竟然可以逼迫北洋政府让步，取得社会运动的完胜。五四运动给了各党派极大的启示，原来国民的运动胜于军事力量，观念的力量未必输于物质的实力。于是，在军阀那里屡次碰壁的国民党和研究系，都不约而同地从上层转向了社会，开始注重文化的建设，到社会之中去积蓄改造政治的力量。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研究系期望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联合社会的职业阶层，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而国民党则以革命精英为主体，发动底层民众，酝酿直接民主的国民革命。

梁启超在出行欧洲之前，与研究系一帮好友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69]研究系的雄心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事新文化事业，以上海为大本营，办《改造》杂志、《学灯》副刊，接收中国公学，成立讲学社邀请杜威、罗素等国外大学者来华讲学，以此与风头正劲的北京《新青年》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争夺思想文化的市场；另一个是联合职业阶层，形成新的社会力量。打造“中等社会”是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的社会理想，这个中等社会过去指的是士大夫、绅商阶层和自由职业者，[70]但现在指的是知识分子与“业界”即职业团体、职业阶级的联盟，也就是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当他们对政党代议制、联合军阀的开明专制一一绝望之后，其政治主张就转向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希望通过职业团体的力量，用职业代表制取代政党代议制，不再是议会中的政党，也不是行政系统的强人，而是由市民阶级绕过这些政治的代理人，以工团主义的方式直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71]

与此相适应，他们在上海推动了一系列国民自决运动，比如1920年代初上海的实业界、银行界和文化教育界的各界人士不满北洋政府的政局混乱，对中央政府彻底失望，发起了民间的国民大会运动。在蔡元培的提议之下，由商界的聂云台和教育界的黄炎培主持，举行商教两界联席会议，议决发起全国八团体国是会议，邀请张君劢草拟《国家宪法草案》，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在这些国民自决运动的背后，研究系知识分子都担当了推手的角色。然而，虽然他们的眼光移向了民间，但这个民间并非社会底层的民众，而是有职业、有财产、中庸温和的中产阶级，他们所希望的市民社会运动，乃是有秩序的变革，并非疾风暴雨式的民粹革命。张东荪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一国内之民虽为平等，然对于国家之担负，则视其能力而有等差。故担负国家之责任，中上社会之人较下等社会为多也；则改良中上社会自较改良下等社会为供献于国家者多”；“吾人宜亟改善中上社会之教育方法。至于下等社会之教育普及尚非当务之急，容于异日图之。”[72]两千年的中国士大夫，虽然致力于社会变革，但最恐惧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动乱和革命，革命一来，玉石俱毁，国家陷于万劫不复的动乱之中，革命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轮新的专制。因此，温和的研究系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改善民生，通过知识与教育驯化底层民众，让他们中产化和文明化，虽然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人民中的“不知不觉者”不能直接出场，出场必将引起大乱，需要由人民中的中坚分子即知识分子（“先知先觉者”）和中产阶级（“后知后觉者”）代表全体人民引导政治，实现公意。

与研究系知识分子惧怕民粹不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到了1920年代开始直接诉诸民众。其实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对宋教仁带领国民党走代议民主制道路、搞责任内阁制是不满意的，他后来说，为什么不是中华共和国，而是中华民国？因为前者是代议制，后者是人民直接掌权。[73]他甚至说，《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那个责任”。[74]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重提民初国民党所不屑的革命建国三程序说，将直接民权的宪政作为最终的建国目标，而所谓的训政乃是训练百姓有行使“直接民权”之能力，以实现与代议政治不同的“全民政治”。孙中山思想的忠实阐释者、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朱执信在五四之后国民党创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为直接民权论作了大量的论证。他说，《天坛宪草》的根本错误，“就是只有国会的最高权，没有人民的最高权”。他责问：“为什么不须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呢？为什么要这代表制度呢？”“人民要求制定一种包含直接民权规定的宪法，以人民为最高机关来运用的宪法。”[75]朱执信认为：要救济代议制无法代表人民之害处，最良之方法，乃是实行直接民权，而欲实现直接民权，“非用卢梭所想像之人民总意，由国民全体集会，决定一切政治上问题不可”。[76]代议民主制的间接民权与激进民主制的直接民权之最大区别，乃是人民是否出场。在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看来，民初的政治，无论是代议制，还是威权制，人民都被代表、虚空化了，他们要发动一场直接的国民大革命，让人民直接起来参与政治，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