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新儒家的治国方案（第8/9页）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许多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是一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也未尝不可。然而毕竟要看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因此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在21世纪的中国政治之中再放异彩。这也是当代中国温和的儒家宪政倡导者们继续老一辈新儒家所致力的方向，我们有理由有所期待，乐观其成。

[1] 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1章。

[2] 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3]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6—58页。

[4] 余英时：《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255—260页。

[5] 牟宗三：《荀学大略》，见廖名春选编：《荀子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6] 余英时：《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253页。

[7]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9页。

[8] 儒学究竟是一种人文性的学说，还是一种宗教，是否要将儒家宗教化，关于这个问题，当代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有着相当大的分歧。参见陈明主编：《儒教新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在儒家的宪政方面，蒋庆提出的是儒教宪政，而更多的人主张儒家宪政。虽然其中有细微的分歧，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思潮，本章还是将它们放在儒家宪政的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叙述和分析。

[9] 杜钢建：《儒家宪政主义之我见》，见正义网（中国检察日报社主办），2001年4月6日，http://revie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30695。

[10] 唐文明：《儒教、宪政与中国：一个初步的思考》，载《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1期。

[11] 康晓光：《儒家宪政论纲》，见儒家中国网http://www.rujiazg.com/detail.asp?nid=2152。

[12] 陈祖为：《儒家宪政的合法性问题》，见范瑞平等主编：《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作者参引时该文未刊。

[13] 秋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见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080142184.html。

[14] 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5] 在这方面，柯小刚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如何贯通王道和人民共和，可能是今日宪政建设中通古今之变的关键所在。”“现代中国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人民共和制，是为王道的新命开辟了道路。王道至大，无远弗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世纪以来，列强分裂中国终未得逞，实有赖这一传统对于党国形态（无论国共）的暗中支撑。今日宪政建设，亦将有赖这一伟大传统。”见柯小刚：《王道与人民共和：从经学依据谈中国的宪政建设》，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6期。

[16] 蒋庆：《政治合法性问题与议会三院制》，见氏著：《再论政治儒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作者参引时该著未出版。

[17]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引自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1页。

[18] 参见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见《原道》，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1—62页。

[20] 蒋庆：《再论政治儒学》，序言。

[21] ［德］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页。

[22] 关于中国政治中的双重权威，张灏先生有非常精细和精彩的分析，参见［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46—58页。

[23] 许倬云：《秦汉知识分子》，见胡晓明编：《释中国》，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95—1896页。

[24] ［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49页。

[25]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26] 参见秋风：《中国政制的历史演变与大势》，载《文化纵横》，2011年第4期；《拜托，董仲舒是宪政主义者》，见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071139091.html。

[2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00—107页。

[28]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第11—12页。

[29] 这一观点得之于与杨国强先生讨论时所受教益，特此鸣谢。

[30] 参见李俊：《中国宰相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页。

[31] 参见钱穆：《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72页。

[3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0—31页。

[33]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19、21页。

[34]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0页。

[35]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2页。

[36] 参见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