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庞培与恺撒的联合统治（第5/8页）

如果恺撒除了尽快成为罗马之王以外没有其他目标，则这样做显然是重大的政治错误。但这个稀有的人的雄心决不止于称王。他有那种胆量同时要完成两桩艰巨的大业——整顿意大利内部，又为意大利文明赢取新土地。这两种任务当然有互相干扰之处，而他高卢的征服之举与其说有助于他取得王位不如说是有所阻碍。他本可在公元前58年发动意大利革命，却将之延至公元前48年，这让他经历了甚多的苦痛。但既为政治家又为将军的恺撒却是这般大胆的玩家，既对自己充满信心又不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因而总是出步奇伟，有时甚至显得异常。

贵族屈服

现在，轮到贵族尽情大胆地宣战了。但最可悲的事却莫过于懦夫不幸有了机会做大胆的决定。他们根本看不到远处。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想到过恺撒会站稳脚步，甚至也未料到庞培与克拉苏会跟他有再次紧密结合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不可置信，但当我们看一看元老院的立宪派领袖群时，却又觉得情况可解。加图仍然缺席，因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便是马库斯·毕布路斯了，此人乃是消极抵抗的英雄，是所有曾任执政官的人中最顽固最愚蠢的。贵族拿起武器，只为了当敌人手搭刀鞘时再立即放下。

仅仅是鲁卡会议的举行就足以压制一切真正的反对念头，让那些怯懦的一堆——也就是元老院的绝大多数——乖乖回他们的臣属地位去。这个地位，在一个不巧的时刻他们曾将之抛却。朱利安法规的有效性，再也没有人要做有计划的讨论了。恺撒自行征募的军队由元老院谕令由国库支俸。要把恺撒执政官统属下的高卢行省从他手上取下的诏令，也于公元前56年5月末被元老院否决。

元老院就是这样表示了痛悔。私下里，这些老爷们由于自己竟曾这般放肆而两腿发软，前往求和，发誓无条件服从——而最快的则莫过于马库斯·西塞罗。他，自言忏悔自己的背逆之行过晚，以“体面”的称号加在自己身上，而这些称号与其说是阿谀，实不如说恰到好处。Me asinum Germanum fuisse——“我真是一头十足的驴”。摄政者们对来求和的，当然来者不拒，因为没有一个有资格被拒绝的。贵族圈的态度转变之速可以一事观之，即西塞罗在鲁卡会议之后马上发行了小册子，公开表示忏悔和善意，跟他前此不久所发行的小册子完全南辕北辙。

新君主政体的确立

如此，摄政者们比以前更能自由地处理意大利的国事。意大利和其首都等于是获得了一支卫戍部队（尽管并未武装集结）和一个卫戍司令。克拉苏与庞培为叙利亚与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前往东方出发了，但两个西班牙行省，庞培则令其部将统领原先驻守的部队治理，名义上为赴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他则下令官兵休假，跟他自己留在意大利。

无疑，沉默的大众反对日甚，因为他们日益清楚摄政者在逐步结束老体制，并以尽可能温和的态度使现行政府顺从君主政体。元老们只好屈从，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举凡重要国事，尤其是军事方面与对外关系，完全不征询元老院而自行处断，有时以人民谕令之名，有时则完全以统治者的好恶。在鲁卡所达成的高卢军事指挥权协议，完全由克拉苏与庞培以人民之名批准，而关于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军权则由护民官盖乌斯·特雷伯纽斯核准，另有许多重要的官职往往也都以人民谕令之名委任。恺撒业已明示，摄政者们根本无需任何同意就可自行扩充部队，借调则也无任何犹豫。例如，为了高卢之战，恺撒接受庞培支持；为帕提亚战争，克拉苏则接受恺撒之助。波河以北的人在现行体制下只获有拉丁权利，但在恺撒治理期间则实际把他们完全当罗马公民对待。

形式上说，新取得的土地之组织总是由元老院的委员会处理，但高卢的广大征服地，恺撒却照其自己判断规划，他虽未曾取得更进一步的权力，却设置了类如新科莫（科摩）这样的殖民地，殖民有五千之众。皮索指挥色雷斯之战，加比尼乌斯指挥埃及之战，克拉苏指挥帕提亚之战，均未征询元老院，甚至连例常的报告都没有。同样，胜利或其他荣誉的颁发也未经元老院闻问。

显然这并非仅是对形式的忽视，因为若只为形式，摄政者大可取得，因为元老院在绝大部分事情上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他们之所以不征求元老院意见，是有意切断元老院对军事事务与高级政策的干预，而把它局限于金融问题与内政。反对者明白察觉到这种意图，而尽可能提出抗议，有时以元老院的谕令，有时则以刑事诉讼。摄政者虽然把元老院置于一旁，有时却仍运用危险性较少的民众集会，只小心不让这些街头的老爷们妨碍了国家的老爷们的大事就好。然而，很多事情他们连这个空洞的影子也摆脱了，干脆公开独断独行。

新君主政体下的元老院　西塞罗和多数派

那抬不起头来的元老院不管愿不愿意，都只有屈从。屈从的大多教之首脑仍旧是马库斯·西塞罗。他的法律才华使他总是可以为任何事情找到理由——或毋宁说是说辞。他本来是贵族们反对摄政者的代表，而今却由恺撒把他变作了屈从者的代言人，这真可说是恺撒式的讽刺了。也正因此，虽然此人以前曾有短期想脚踢坚石，摄政者们还是原谅他，因他们确定他现在已经惟命是从了。他的弟弟格于义务参军，调至高卢担任军官，因之成为人质。庞培又迫使西塞罗本人接受他的挂名助理之职，而由此掌握了任何时候都可“请”他卸任的机会。克洛狄乌斯无疑受到指示，不要再骚扰他，但恺撒并不会为西塞罗而摒弃克洛狄乌斯，正如不会为克洛狄乌斯而摒弃西塞罗；如此，这位救国的大英雄，这位国家的解放者，就插足了内阁的内战，而其详情则惜乎无阿里斯托芬之类的史家予以披露。

不但那曾经重击过西塞罗的棍子现在仍然悬在他头上，而黄金的枷锁也落在他身上。经济陷于严重困境的他，极为欢迎恺撒的无息贷款，何况那使得货币在首都大量流通的建筑也请他做共同监工。许多不朽的演说都胎死腹中，因为他想到演说过后恺撒的代理人可能会给他递上一张要命的账单。结果，他发誓“此后不再要求权利与荣誉，只为讨好摄政者而效命”、“要柔软得像只耳朵”。因之，他们就尽其所能地利用他，为他们做辩护人。由这个角色，他往往受命来袒护他最恨之入骨的敌人，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为然；在元老院中，他往往充任联合君主的口舌，提交一些“别人可能同意，但他却不”的提议。真的，作为没有脊椎骨的一派之首，他在政治上甚至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政府中其他可以威胁利诱的分子，摄政者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整个来说都已使他们处于驯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