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庞培与恺撒的联合统治（第6/8页）

加图和少数派

当然反对者中也有一部分始终不屈，至少也表现出顽强的样子来，是既不受恐吓又不能赢取的。摄政者们已经认定，采取特殊的办法——例如以前处理加图和西塞罗的——对他们自己的害处多于益处，与其把共和派的反对分子变成殉道者，不如忍受他们的反对好些。因此，在公元前56年年尾他们允许加图返回罗马，自此以后，在元老院和广场，他常冒性命之险反对摄政者；这种行为当然是可敬的，但同时也可笑。

对特雷伯纽斯的几项提议他提出争辩。在广场，他又把事情推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在元老院，他提议地方总督恺撒应该让位给乌西皮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因为他对那些野蛮民族的措施太背信弃义了。这些，摄政者们都容忍下来。当元老院决定由国库支俸给恺撒的部队后，加图的桑丘·潘沙[1]、马库斯·法沃尼乌斯跳到元老院的门口，向街头宣布此举对国家的危害；也就是这个人，以他低俗的格调讽刺庞培的白色护腿绷带（因为他的腿痛），说是戴错了地方的王冠；而执政官兰图卢斯·马尔赛里努斯在喝彩之下向大会演说：汝等现在当尽量利用表达意见之权，因为机会难再；当克拉苏率兵出发，前往叙利亚，护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以当日一切呼神唤鬼的仪式，召恶鬼与克拉苏同行。这一切，摄政者们也都容忍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恼愤的少数派徒然的表示。但这少数派却有一点重要的作用，即暗暗地一直保持着反对情绪的酝酿，有时更会把元老院的大多数带着共同反对摄政者，因为大多数元老内心里对摄政者实在含藏着同样的不满。就连这些大多数，有时也需要发泄一下久经压制的愤怒，至少也要在次要的事情寻找发泄的出口。每当有这种机会，摄政者的爪牙就变成了替罪羔羊。加比尼乌斯要求参加感恩庆典遭受拒绝，皮索则从他任总督的行省被召回。护民官盖乌斯·加图于公元前55年的选举时，宣布只要属于立宪派的执政官在职一天，他就继续抵制选举，于是，元老院披丧。即使经常向摄政者俯首的西塞罗也发行了一本恶毒而又枯燥的小册子，攻击恺撒的岳父[2]。

但元老院的多数这种无力的反对及少数顽固而无效的反抗，只是更清楚地显示了政府现已由元老院转入摄政者之手，就如往日曾由公民转入元老院之手一样。元老院已不过是一个君主政府下的议会，只是用来吸收反对君主政体的分子而已。那已颓的政府之支持者说：“除了那三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人举足轻重。摄政者大权独揽，他们要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确知无疑。整个元老院实际上都变了质，对独裁者言听计从；我们这一代不会看到改变了。”事实上，他们生活的地方已不再是共和国，而是君主国。

选举中的持续反对

但国家虽可说在摄政者的绝对统治之下，政治地盘中仍有一小块地方是易于防守而难于攻占的——这就是一般的行政官选举和法庭。显然，法庭不完全受政治左右，却能部分反映时代精神，罗马的情况更是如此。行政官的选举当然是政治的一部分。但由于在那个时代国家实际是由特别的行政官——或说完全没有职称的人——统治，即使最高的行政官（如果他们属于反君主政体一派）对国事也不能发生可见的影响，则一般行政官当然也越来越接近傀儡了。那些最倾向于反对派的人坦白而正确地形容自己为无能为力的筹码，既然这样，则他们的选举当然也只不过是充充样子。然而反对固然已经败下阵来，敌意却仍可在选举过程中继续存在。

在这个领域，摄政者也倾全力求胜。在选举方面，他们在鲁卡会议上即已决定了次年的候选人名单，并用尽一切办法使候选人获得同意。他们把黄金主要用在对选举的影响上。恺撒与庞培的部队中年年都有大量士兵休假，到罗马参加投票，而恺撒本人则尽可能留在意大利以监视选举的进行。

然而目标还是很难达到。公元前55年，庞培与恺撒确实被选为执政官了，这与鲁卡会议的决定相符，而反对派唯一不屈不挠的候选人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则被搁置一边。但这个结果却是在公开的暴力下才达成的，加图受伤，另外还发生了极为难听的丑事。下一次选举，则尽管摄政者们施尽全力，多米提乌斯还是当选，而加图在争取次执政官的角逐上也获胜；公元前55年的选举，此职则由恺撒的爪牙获得，但丑闻传天下。公元前53年的选举，反对派如此不容置辩地揭发了摄政团的诸候选人（及其他）至为无耻的选举阴谋，以致被这耻辱回泼到脸上的摄政者们没有他法可想，只得把那些候选人放弃。

联合执政团在选举方面这严重的挫败，原因可能有数端。老朽的政府机关难于控制，投票的意外因素难于计算，中产阶级心里潜存的反对，个人因素的复杂。但其主因却在他处。在那个时期，左右选举的力量往往操纵在贵族们所形成的小圈圈。贿赂是由他们在进行，数目大而极度谨慎。在元老院做代表的那些贵族，也正是控制选举的分子。但在元老院，这些贵族总是非常不甘愿地做着让步，而在选举上，他们便施展了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的投票是秘密投票，可以放胆地表达他们对摄政王的反对。克拉苏于公元前55年由公民的同意订定了严格的反选举舞弊法，但贵族对选举的影响却显然未被此法击破，这可以从其后数年的选举看出。

法庭的持续反对

陪审法庭也让摄政者感到同样棘手。以其当时的组成分子而言，陪审法庭主要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态度，元老院的贵族影响力则较小。公元前55年，庞培提出的陪审员财产标准案，可以看出摄政者的反对派中心实际在中产阶级，而大资本家则照例比较依从。但共和派并未被完全排出法庭，也从未中止政治弹劾——当然不是弹劾摄政者本人，而是他们的重要爪牙。这类控告相当尖锐，因为依照惯例，控告之责交由元老院的年轻派办理，而可以想见，年轻共和派的热情、才华和攻击精神，总比老一辈的更为有力。

因此，整个说来，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摄政者颇不顺利。在这两个地盘，因素难以预测，也因之难以威胁利诱。不错，反对派在选举方面的胜利只有表演价值，因为摄政者拥有取消任何行政官的权力，实际上也做了运用。不过，反对派在刑事犯方面所保留的处决权却剥夺了摄政者一项有力的工具。因之，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反对派虽受限制，仍维持了相当的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