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庞培与恺撒的联合统治（第8/8页）

庞培独揽大权

但这些暴民的煽动者却做得过火了。他们的主子当然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米罗摆到一边，并获取独裁者之权。但他是想由元老院来赋予他，而非由手执大头棍的暴民。庞培率军将首都的暴乱敉平，因为这暴乱已非任何人所可忍受。同时，他坦白要求了他所要的职权，而元老院则唯有屈从。在加图与毕布路斯的提议下，庞培除保有各行省之总督职位外，元老院改授他“无同事之执政官”，而非“独裁者”；但实则一样，而元老院也只不过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行政官和陪审法庭的变动

庞培在合法独揽大权之后，开始积极对付共和派——这一派在政治社团与陪审法庭中均有相当势力。他重申现行选举法，并由另一特别法来加强；另一项规定，逆自公元前70年，则加强了违法者之惩处。更重要的法规是，总督职只有在执政官和次执政官卸任五年之后始可授予。这样的安排当然必须在四年之后始行有效，而在这四年间，则总督之委派便完全由元老院的指令决定，换言之，也就是由当时主宰元老院的人来决定了。

陪审委员会仍留其存在，但抗辩权则受到限制，尤为重要者，法庭上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因为证人的数目与演说的时间都规定了最大限，除了事实的证人以外，不许再有性格上的证人以利被告。那曲意奉承的元老院并进一步在庞培的授意下发出谕令：亚壁大道上所发生的争执业已危及国家安全，因之，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与之有关的一切罪行，而委员则由庞培直接指定。此外，他并企图重赋监察官以重要地位，以此来清除乱民。

这种种措施都是在刀剑的威迫下实行的。随着元老院宣布国家陷于危机，庞培乃召令全意大利人兵役年限之内者全部武装，并宣誓效忠，以应任何事变。一支可靠的部队暂时驻守在首都，反对派的任何举动，庞培都以武力要挟。在克洛狄乌斯被杀案的审讯过程中，史无前例地在法庭派遣了卫护部队。

共和派的耻辱

重振监察官地位的企图失败了，因为不论元老院的大多数何等奴性，却没有一个有勇气有权威能做监察官的候选人，米罗由陪审团定了罪（公元前52年4月8日），而加图求取次年执政官候选人之举则遭挫败。文学上的反对遭受一项新法令的打击，此后永未翻身，因为在摄政者们所惧怕的合法政治辩论已遭驱除，因之文学家们感受到君主专制的压力。当然，不论在大多数国人的心里还是在公务生活中，反对并未消失；若要使反对完全消失，则公共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不但须受限制，而旦必须全部消灭。实则在这情势的转变期间，庞培的拙笨与偏执对共和派颇有帮助，使他们即使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仍然取得数次胜利，而他则痛感其失败之苦。

当然，统治者们用以强化其权力的种种措施均假借公共秩序与和平之名，以法规颁行之，凡不希望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人也一律被认为即同意这些措施。但这睁眼的瞎话，庞培却做得过火；负责调查最近动乱的特别委员会，庞培不派他的死党充任委员，却选各党各派最受敬重的人士，甚至包括加图在内。同时，他又在法庭展示他的影响力，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维持秩序，因而使得那种时期法庭中惯有的骚乱不得出现，不但阻遏了反对派代表的发言，也塞住他本派人员的嘴。

摄政者的这种中立立场可以在特别法庭的裁判中看出。陪审团不敢赦免米罗，但属于共和党的大部分与事者都被宽赦，而帮助克洛狄乌斯（换言之，即帮助摄政者）的分子则被无情定罪，其中包括恺撒和庞培的几个心腹友人——甚至包括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海普西乌斯，护民官普兰库斯与鲁弗斯。因为他们为了庞培利益而指使暴乱。

为了装得公平，庞培并未阻止他们的定罪，这又是他愚蠢的例子之一。另一个例子则是他在不重要的事上，为了有益于自己的朋友而违背他自己的法规。例如，在普兰库斯的审讯上，他出任性格证人；保护几个跟他有密切关系的被告——如梅特鲁斯·西庇阿——使他们不被判罪。这是他的常态，总是做着自相矛盾的事：一方面想扮作公平无私的摄政王，另一方面又想做党魁，结果是没有一种像样。舆论称他为暴君，他的爪牙则认为他不愿或无能保护他们。

然而，共和派虽然仍时有骚动，甚至有零星的成功（主要是由庞培的错误），摄政者们获取独裁之职权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缰绳越来越紧；共和派遭受压制，新的君主政体得到加强。群众开始接受后者。当庞培病重康复之际，举国欢腾庆祝，表现出君主制度下特有的现象。摄政者们显得满意了。公元前52年8月1日，庞培辞独裁职，而与友人梅特鲁斯·西庇阿共任执政官。

[1]　编注：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的侍从。

[2]　译注：“立宪派”似应为“民主派”；“恺撒”似应为“庞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