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刑 制（第5/8页）
、崔器，皆希旨深刻，竟杀三十九人。史谓叛众之意，自此而坚，此或出于怨望者之造作。详见《旧书·法志》。《志》云：“先是安庆绪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岩等皆送款请命。至是，惧不自安，各率其党叛。后萧华拔魏州归国，尝语于朝云：初河北官闻国家宣诏放陈希烈等，胁从官一切不问，各令复位，悔归国之晚。及后闻希烈等死，皆相贺得计。于是河北将吏，人人益坚，大兵不解。”有是理乎？然又云：“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回纥与史朝义战胜，擒其将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妇人虽为贼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贼逼略，恻然闵之。令万年县于胜业佛寺安置，给粮料。若有亲属认者任还之。如无亲族者，任其所适，仍给粮递过。于是人情莫不感戴欣悦。”不罪见逼略之妇女，情理当然，而犹以为宽典，可见当时用刑之酷。《新书·藩镇传》：田悦使说王武俊，谓唐杀梁崇义“诛其口三百余，血丹汉江”，其酷亦不减于肃、代矣，朱玟之立襄王，朝臣受伪署者众，法司请行极法，杜让能固争之，乃获
十全七八，见《旧书·让能传》。唐法之酷，固始终如一也。《李勉传》：“肃宗时，关东献俘百余，诏并处斩。囚有仰天叹者。勉过问之。对曰：
某被胁制守官，非逆者。勉哀之，乃上言曰：元恶未殄，遭点污者半天下；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肃宗遽令奔骑宥释。由是归化日至。”此事在克西京前，故肃宗尚有招徕之意。然此并非食禄于朝而变节者也，何以初令并斩乎？足见肃宗天资之刻薄。然又载史思明之言曰：“陈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复，当慰劳之，今尚见杀，况我本从禄山反乎？”《旧书·思明传》。则不能谓其无理矣。君荒淫以召乱，难至而弃其臣，已又责其为己死，不亦厚颜乎？君臣之义，须演进至立君所以为民，君臣职位虽殊，意在为民则一，乃能渐合于义。原其朔，则君豢臣以自卫，臣则因受禄于君，为之效死而已。后来虽经演变，此意终未脱尽，此实君臣之伦所由敝。然即以初义论，君固亦有应尽之责也。如玄宗者，可有责于其臣乎？此皆用法之偏。其任意为科条者，亦不可胜数。偶语军中者死。《新书·循吏·卢弘宣传》：徙义武节度使。河朔故法，偶语军中则死，弘宜使除之。和奸者男女并处极法。晋天福中，敕凡和奸者男子、妇人，并处极法。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始诏准律科断。见薛《史·刑法志》。为“盗贼”者，迫于饥寒，不得已而出此者也，不胜则务立酷法以处之。隋文帝尝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见《隋书·本纪》开皇十五年（595年）。又尝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炀帝敕“天下窃盗，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见《刑法志》。《新书·刑法志》曰：“武宗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法，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臧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薛《史·刑法志》：“周太祖广顺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准元年正月五日赦书：今后应犯窃盗臧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年）已前条例施行。请再下明敕，颁示天下。乃下诏：犯窃盗者，计臧绢满三匹已上者，并集众决杀，不满三匹者，等第决断。”《通鉴》记此事于广顺元年（951年），云：“唐衰多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臧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汉法，窃盗一钱已上皆死。”则武宗之法旋复，而周太祖之宽政，尚酷于天福时也。亦可哀矣。前世弊法，往往随意改复。且如唐太宗，已知恶言不可云叛，然《新书·裴遵庆传》，言其“调大理丞，边将萧克济，督役苛暴，役者有丑言，有司以大逆论。遵庆曰：财不足聚人，力不足加众，焉能反？由是全救数十族”。则为恶言者之族诛，仍未改也。要之一切，无复情理，率意妄行而已。尚何言哉？
司法之官，仍为地治者及廷尉，然错出干与者颇多。《新书·刑法志》云：“凡州县皆有狱，而京兆、河南狱治京师。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狱。”《旧书·百官志》刑部职云：“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覆。在京诸司，则徒已上送大理，杖已下当司断之。若金吾纠获，亦送大理。”贞观中，李乾祐为御史大夫，别置台狱，有所鞫讯，便辄系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满。开元十四年（726年），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为不便，乃去之。《旧书·良吏·隐甫传》。然中书、门下、御史台，皆杂出参与审判，及其合为三司，则其权尤大焉。《新书·百官志》：御史台职：“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廿二史考异》云：“此沿《唐六典》之文。考尚书刑部职云：凡鞫大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又《刑法志》云：永徽以后，武氏得志，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与此不同。盖三司鞫狱，出于临时遣使，故六典不著为令，而于刑部篇言：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或随近官司断决，不伏，乃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乃经三司陈诉；又不伏，乃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正与此文互相证明。”《通鉴》：贞观十七年（643年），纥干承基上变告太子谋反，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 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注》曰：“唐制，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三司，谓给事中、中书舍人与御史参鞫也。今令三省与大理参鞫，重其事。”乾元二年（759年），凤翔马坊押官为劫，天兴尉谢夷甫捕杀之，其妻讼冤。李辅国素出飞龙厩，敕监察御史孙蓥鞫之。无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鞫之。《注》曰：“此唐制所谓小三司也。”大历十二年六月，诏天下冤滞，州府不为理，听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词推决。尚未尽者，听挝登闻鼓。《注》云：“所谓三司使，即御史中丞、中书舍人、门下省给事中也。三人者，各以一司来朝堂受词，故谓之三司。”《旧书·宣宗纪》：大中四年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谟奏：“诸道州、府百姓诣台诉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烦劳州县，请先差度支、户部、盐铁院官带宪衔者推劾，又各得三司使申，称院官人数不多，例专掌院务。今诸道观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请于其中带宪衔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劳，能雪冤滞，御史台阙官，便令奏用。”从之。蔽狱之法，意颇主于详慎。隋文帝既颁律，病下吏承苛政之后，务锻炼以致人罪，乃诏申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开皇十二年（592年），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十五年（595年），奏死罪者三奏而后决。《隋书·刑法志》。唐太宗枉杀张蕴古、卢祖尚，后亦追悔，乃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旧书·刑法志》及《蕴古》《祖尚传》。《志》又云：寻谓侍臣曰：“比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又曹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自是全活者甚众。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于令。案此制后亦废弛。薛《史·刑法志》：天成二年（927年），大理少卿王郁上言：“凡决极刑，合三覆奏，近年以来，全不守此。伏乞今后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穆宗，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