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面对内忧外患，错误的改革让罗马走向分裂（第7/11页）

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一世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因此，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宗教政策上比戴克里先更明智。不过，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

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一世继承了对其统治有利部分的政策，例如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

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还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他解散骄横不逊的近卫军，重新组织宫廷亲卫军，并将军事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不仅如此，他废除“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去统治各地，并将统领由军职改为地方行政官员，把全国设4名禁卫军统领，分别为东部统领、伊利里亚统领、高卢统领、意大利统领，统管除罗马城及君士坦丁堡外的禁卫军。同时，他降低了边疆驻军的权力，进一步神化皇权。

此时，罗马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如今已变成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虽然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一部分新兵，但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和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罗马军队中来就成为当时的时势之所趋。

到君士坦丁一世时，军队蛮族化进程大大加速，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当然，君士坦丁一世本身是军事强人，军队蛮族化暂时还不至于对罗马帝国造成什么大威胁。

君士坦丁一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财政政策改革。当然，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正面——对罗马帝国此后长期战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君士坦丁一世下令强制实施征税。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被奴役。公元316年和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敕令，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不能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对城市的义务，也不能担任民政或军事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为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一世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

为了从地域上更便于统治，并从政治上摆脱罗马城诸势力的牵制，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帝国首都从罗马城迁到拜占庭城，并将该地改名为新罗马，后来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天然良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要冲，也是欧亚洲贸易重心。君士坦丁一世迁都后，立即重建并大规模扩建城市。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那里一直是罗马帝国或者说东罗马帝国首都。

迁都后，君士坦丁一世急需花一大笔钱修筑城市，因而最紧迫的还是抓税收。公元332年，君士坦丁一世下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君士坦丁一世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

对待自由人，君士坦丁一世都如此苛刻，那些奴隶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一世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是历史的退步。此外，他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君士坦丁一世当皇帝前，罗马帝国经历了十几年内乱。他进行的一些改革，原本是有希望给罗马带来转机的，但他除了在宗教政策、政治改革和迁都方面顺应历史潮流外，在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逆历史潮流的痕迹。这些导致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中等阶层者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原本激烈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恶化。而事实上，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原本暂时得到缓解的危机，又进一步爆发了。

4. 反罗马皇帝，一切只是为了生存

君士坦丁一世统一罗马帝国后，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统治的改革。由于其出发点以及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改革是建立在强化独裁统治基础上的。改革后，除了军人、大奴隶主以及教会受益外，一些中层、平民阶层、隶农阶层以及奴隶阶层的处境更加悲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严重哪里反抗就激烈。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不久，北非的奴隶和隶农在宗教外衣掩护下，对奴隶主阶级发起了一场猛烈进攻，史称“阿哥尼斯特运动”。

罗马帝国的北非行省包括总督领阿非利加（突尼斯）、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东部和中部）和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西部和摩洛哥）。阿非利加继承了迦太基时代的物质文明，以富庶著称，罗马殖民者蜂拥而来，广置庄园。其余两省，虽然有地方传统在，但还是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强化了大奴隶主的特权，加大了对奴隶的剥削。

4世纪初，北非的官僚机构十分臃肿，国税的重担都压在隶农身上。由柏柏尔人组成的北非隶农，没有罗马公民权，身受国家、庄园主和管主的三重压迫，处境日趋恶化。大庄园中的奴隶多数也是柏柏尔人，命运更加悲惨。君士坦丁一世改革后，他们还要受教会庄园的剥削。

罗马基督教会自公元313年取得合法地位后，与统治阶级狼狈为奸，接受土地馈赠，公开聚敛钱财。君士坦丁一世曾从努米底亚的皇庄和兹尔塔等城市的辖区中，拨出7份收入共达4000金币的地产，连同种地的隶农和奴隶，一并送给非洲的教会。这些教会地产享有赋税豁免权和司法自治权，变成了“国中之国”。

阿哥尼斯特派是从多拉图斯教派分化出来的。4世纪初，北非正统的基督教会发生分裂，形成一个反对派——多拉图斯教派。在罗马化最深的阿非利加，正统基督教占优势；而流行多拉图斯教派的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两省，则是所谓离经叛道的地区，成为阿哥尼斯特运动的中心。

阿哥尼斯特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多拉图斯教派具有更鲜明的战斗性。它的教义有两大特色，即禁欲主义和殉教精神。具体内容包括：放弃定居生活，摒绝世俗事务；誓不结婚，独身以终；勇于杀身殉教；捣毁多神教偶像。阿哥尼斯特派以隶农和逃亡奴隶为主体，包括各类被剥削的农村居民。他们是当时北非社会的最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