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11/12页）

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245]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田未分时，个个农民都莫名其妙，以为不知那些田是他们的，收获后不好耕耘，有些无田更怕我们说话不实在欺骗人，所以到处都迫切要求分田……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246]“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247]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248]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249]

其三，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正面或侧面应对着的论题。但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天津《益世报》指出：“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250]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出身中农家庭的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说话——赣南方言，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我过去不认识一字，现在受了厂里的文化教育，认识了一百多字。”[251]194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也谈道：“土地改革分下地，扎下富根，贫雇农为骨干，提高了咱地位，这是两件大事，什么分衣拿被子，那是毫毛浮草事。”[252]韩丁记录土改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在张庄调查的26个党员中，谈到入党动机时，自己承认是“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有10人，占总数的38%，其他选择包括“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人、“想打倒地主的”1人、“想当干部的”4人、“想掩盖缺点”的4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人。[253]因争取平等自由入党者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对此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254]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也才能对苏维埃时代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的政治热情予以充分的理解。

其四，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革命和政治、军事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在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面前，西方学者习惯采用并被国内学界推崇的所谓社会史解说，都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相当多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255]中共武装1927年后的转向农村为农民送去了革命。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言，在大多数地区，是红军将革命送到了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起革命。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256]就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看，江西、福建是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处于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和地方也是各怀心思；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下，省政几成瘫痪状态。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257]因此，中共在这里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以致中央巡视员要提醒朱毛等：“你们不要每日专希望军阀战争的爆发，以图得自己的存在，而是要变更战略如何能争取和发动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保卫之下，来扩大至巩固四军的力量。”[258]就第二个条件言，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