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12/12页）

强调赣南闽西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的环境、力量因素，绝不意味着否认这里存在内在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在农村贫困的背景下，这一要求在全国普遍存在，关键是，其是否能被调动和发挥。所以，虽然我们在江西、福建看到并不是十分畸形的地权关系，但并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而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危机下遭遇的困境，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革命的打击。黄仁宇的观察相当程度上窥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259]

当我们顺着毛泽东的调查走进中央苏区后，为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不妨再听听对手方的看法。陈诚作为当年“剿共”的悍将、日后国民党方面的重臣，他的看法在国民党方面应该分量不轻，其对赣南成为中共根据地的分析更不无见地，某种程度上恰可与毛泽东当年的分析互为印证，他的分析很长，但颇值一读，引录如下：

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迭，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赣南虽然山多，但因侵蚀年久，山间溪谷，多冲积成局部平原，颇适宜于耕种。前章提到的瑞金，就是“种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其他各县虽不都和瑞金一样，可是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就看中了赣南。

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这种环境，是共党最易欺骗民众的。所谓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共党看中了赣南的另一原因。

第三因为人口稀少。赣南自昔以来就多匪患，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所以地虽富饶，但户口并不繁密。洪杨之乱时，居民死难逃亡者极众，人口愈益减少。事定后，经过十年来的省外移民，人口稍稍繁殖，但是比较起来说，仍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共党拥有庞大的军队，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补给。既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就不能流窜就食，而须取给于当地。当地如为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所，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天下有这样的便宜事，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它了。

第四因为是军事上的形胜之地。江西为长江流域军事上的枢纽省区。对苏皖而言，位居上游，自为兵家所必争。就两湖而言，位当中流，上下左右，亦有举足轻重之势。故江南用兵，未有不争江西者……共党有鉴于此，故选定赣南作根据地，以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倘能攻取南浔，则问鼎中原，即不难左右逢其源。[260]

当然，陈诚也谈道，中共最初落脚于井冈山乃至赣南，更多的还是因缘际会：“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一时权宜之计。所谓建立根据地的远大计划，此时也许根本谈不到。既而乘着附近各县空虚，攻掠颇为得手，才发现赣南的种种优越条件，都是难得之至的。恰好进剿各军又再三失利，这才引起他们建立基本根据地的企图。如此说而是，则赣南之成为共区，开头也未尝没有偶然的成份。及至坐大以后，才又加进去选定的成份。”如果抛却他这些话里的刻意贬低因素，应该说并非全无根据。历史如世事人生，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切，成功者的秘诀不在于全知全能，更多的还在于其发现、领悟、把握并适时创造机会的能力。

另外，陈诚文中提到赣南“富而不庶”，同时又说“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文本而言，前后似不无冲突。或许，我们可以指责陈诚顾虑不尽周全，但他相互扞格的表述，却无意中道出了历史本身及历史认知的复杂。其实，陈诚的两个表述都有其充足的根据，前者针对的是赣南细而且微的具体状况，后者则是对包括赣南地区当年整个中国的概括，如果参考本书前已讨论过的论题，对陈诚的这些看法或可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赣南，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情况也不尽相同，而当年的中国，如放到世界范围内衡量，又可能会得到更具宏大眼光的见解。世事无尽，人力有穷，勿论在故事中的陈诚，即连数十年后的我辈，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跳脱出既有思维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