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5/12页）

集中管理的公田中，正常情况下，有着为全体参与者认可的制度和规范，收入大多用于祭祀、救助、办义校、吃喝等。应该说，作为一种家族性或公益性的田地占有形式，公田在维系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纽带关系、缓和社会冲突上确实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太湖东山华老义庄中，“依靠义庄补助而生活者，本房外房共达450人，远到苏、常等地，每年凭票前来领取，即使家庭生活能维持，但只需有鳏、寡、孤、独条件，即可获得优待”。[134]江西南城在政府指导下推行族学制度，规定公田收入在百石以上者，应单独开办一所族学，不足百石者应联合办校，到1934年下半年，共成立族学88所，解决许多贫寒子弟的入学问题。[135]公田所发挥的作用，当年的中共江西省委曾有描述，江西“公堂祠堂的土地特别多”，豪绅地主“利用公堂田地，以少量的收获分给同族的贫人，以公堂祠堂的公款来补助同族子弟读书。因此农民的民族观念特别浓厚，对于同姓族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136]

公田对需要帮助的族人固可起到一定资助作用，但问题也很突出，一是公田管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管理者倚仗职权，上下其手，巧取豪夺；二是由于公田属于集体利益，管理往往相对较松，管理者或族人常趁机在其中浑水摸鱼，占取便宜。如华老义庄就出现下面的情况：“本房后裔如系贫苦户，而非鳏、寡、孤、独者，亦可向义庄借兑，往往是有借不还，特别是二流子、‘白面鬼’等经常去强借。”当然，公田的管理者在贪墨中也不是没有风险，江西丰城熊姓家庭就因祖上管理者“吞没积谷三百五十石，现经查出，由熊继义兄弟，各拨还一百余石”。[137]

对于公田，中共一般都将之归结为宗法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地主豪绅变相占有土地的方式，因此，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中共方面的统计数据经常都把公田简单归入地主、富农占地中。中共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对此曾作出详细解释：

所谓公地是豪绅的私产；豪绅地主阶级是村中代表官僚封建制度的。租田制度的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的出租，而且有所谓公地的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的收入，其实都是豪绅的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的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成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138]

客观而言，中共六大的解释和农村现实的公田场景不无距离，其实，毛泽东一生堪称最成功最细致的《寻乌调查》中，就对寻乌公田做过一番认真的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传统中国公田运作的直观图景，对进一步了解公田特别是中央苏区的公田制度提供了绝好的材料。毛泽东在调查中，将公田分成三种。

一是祖宗田。

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二是神道田，包括神、坛、社、庙、寺、观六种。

“神”是指的各种各色的神，许多都有会……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着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不论神、坛，凡有会都有公田……“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有一个……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作主，不是豪绅作主，也不完全是富农作主，是大家来而“更公道”的人的话为大家所信仰，这个人就作了无形的主席……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三是教育、社会公益性质的公田。

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139]

结合公田制度有关记载及毛泽东的调查看，公田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它在调节社会关系上有一定作用。但公田管理中的贪污中饱，效率低下，养懒浪费等问题也很突出。因此，当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时，大张旗鼓地平分公田，既可以达到打破宗族势力，重组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效果；又可为农民和农村生产谋取更多利益，使农民将更多的土地从效率低下的集体占有转化为个体占有。事实上，如果给农民真正的土地使用权，在中央苏区这样公田发达而地主占地并不集中地区，平分公田让农民受惠的程度并不比没收地主土地少，这是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妙棋子。正由于此，当毛泽东正在为规划农村土地分配方案殚精竭虑时，却不遗余力地对公田制度详加剖析，和公田由集体占有化为个体占有所可能带来的革命促进潜力，大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