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肃反问题（第2/3页）

不认识苏维埃法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压迫敌对阶级的武器，而表现出单纯的法律观，机械的去应用法律。不知道法律是随着革命的需要而发展，有利于革命的就是法律。凡是有利于革命的可以随时变通法律的手续，不应因法律的手续而妨碍革命的利益……许多裁判机关，侧重于法律手续，机械的去应用法律、对镇压反革命的重要工作却放松了，这是裁判机关在工作上的极大缺点，而且是严重错误……清理档案，凡有反革命事实的豪绅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经公审后，立即执行枪决。[13]

《红色中华》则发表社论要求：“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凡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豪绅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老板、流氓，必须立刻捉起。除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须详审，无须解县，一概就地枪决。就是他们中间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应即刻捉走，重的当地枪决，轻的押解后方监禁。”社论以异常严厉的口气强调：“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纵，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14]

检举运动铺开后，中央苏区清洗了一大批干部，万泰“检举出了县苏军事部长、收发员、窑下区苏主席是AB团，破获了AB团的县团部，并且还检举出了县内务部的科员包庇地主偷公章，少共县委总务科长偷路条并且贪污”。[15]运动后期，《斗争》曾发表文章总结运动成果：

中央政府各部共洗刷了六十四人，其中有九个贪污的，十五个破坏苏维埃法令和政府威信的，四十个消极怠工自由回家的，江西乐安县一级及善和增田两区乡共洗刷了六十二人，万太县区各机关中洗刷了六十人，胜利县一级二十三人，石城县一级洗刷了二十八人。区一级二十五人、乡一级四人……粤赣于都自进行检举以来，在县一级洗刷了三十八人，在区乡共五十五人，合作社洗刷了三十一人；西江在县一级洗刷了二十人，区乡共六十人；会昌检举才开始，已在县一级洗刷了九人。[16]

总结中谈到的数据主要还是针对领导干部的，社会上的清洗尚不在其列，即使如此，已可看到其牵涉之大。

检举运动中，扩大化的事例处处可见。1934年5月，西江一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17]西江是由瑞金、于都、会昌划属的小县，人口仅数万人，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瑞金“一个七十岁的贫农，在闲谈中说到白军到了清流归化，却判决了死刑”。[18]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杀群众”。[19]恐怖的气氛，“使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催生出“因为肃反工作的加紧而逃跑到高山上去了的反革命武装”。[20]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也不讲了。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对于肃反中的恐怖主义，那更是没有人敢讲话，因为恐怕批评这种倾向时，人家就会把他当作反革命的同道者看待，而性命难保。”[21]

现存的一些案例真实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在肃反问题上的偏差。1933年，江西宜黄判决的几个反革命案例分别是，卢章秀：“（一）该犯任黄陂区委少队部的时候，五月间，往中央总队部开会，自愿报名加入少共国际师，结果回来向县队部请假回家，将近两个多月，不但不去少共国际师当兵，而且坚决不来工作。（二）不经过介绍，自由行动去保卫局工作。”曾彦贵：“该犯于今年三月间到保卫局当看守兵，因看守不注意，走了二个靖卫团，就坐了十余天禁闭。（二）后放他出来，后在保卫局当挑夫，一贯的消极怠工。（三）叫该犯去买米，故意贪污大洋一元。”罗宦泉：“（一）该犯联名孟章，坚决担保反动富农（陈国芳妻），代表土豪说没有钱，结果把（陈国芳妻）放出来，随即跑下宜黄城去了。（二）我红军独立营捉获一个反革命，该犯又亲自来担保。”[22]从文件看，上述几个案犯都没有确切的反革命罪的证据，列举的问题，不足以构成事实上的犯罪，将其定为反革命犯，反映出法律观念的淡漠。正如于都报告的，在打击反革命时，“捉了一些造谣的，都没有多大事实”。[23]

由于政治凌驾法律，定罪随意性强，冤假错案发生几率很高。于都的一个案例很具代表意义：新陂中塅乡丁福生“用恐吓的手段，对付红军家属丁昌早要量米给他吃，因没有满足他的敲索，便弄国民党证，到政府妄报丁昌早为国民党员，当时政府也不加以调查和侦察，听信所言的话，便把丁昌早家产没收，弄得丁昌早全家苦不堪言”。也许是丁福生从这种政治陷害中尝到了轻易得手的甜头，随后他“又与丁昌钊因为耕牛的嫌隙，妄报丁昌钊为地主，其实丁昌钊经调查确系中农”。丁福生的行径固然恶劣，但仍属于挟嫌报复的诬告行为，并不一定具有破坏革命的主观企图，但是当丁的诬告行径暴露后，却被定性为：

丁福生的这种企图，是动摇红色战士，故意破坏苏维埃联合中农的策略，有意帮助反革命的实际行动，是苏区里面的内奸。此事幸经发觉，经于都县裁判部判处该犯以监禁半年，送交省裁判部审查，认为该犯妄报红军家属为国民党员，是动摇红军军心，妄报中农为地主，是破坏苏维埃对中农的政策，很明显的是反革命作用，应判处死刑，已批复该县遵照批示执行。[24]

这样的判决，以判断代替事实，处理显然失之草率和严苛。

事实上，由于反革命罪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当时许多触及法律者被加以反革命罪论处。于都岭背区的谢锦波、谢正月生等十余人“受查田运动浪潮的冲激，便主谋逃往白区”，他们联系了一批人，其中有人报告了苏维埃政权，结果这些人“行经梓山地方过，就被区府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革命武装，通统捉着，一个也没逃走……在群众的呼声喊杀之下，对谢锦波、谢正月生和豪绅地主富农总共十一名都判处以死刑，并就地执行枪决了。”[25]惩处这一案件中的首犯自无问题，但重判理由、范围及就地执行的方式其实都缘于反革命这一定罪，而一旦被视为反革命，在当时的环境下，结局就几乎决定了。张闻天曾明确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从法律上说来某个反革命分子枪决的法律根据还没有找到，但是在群众的热烈要求枪决的条件之下，我们把他拿来枪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还是为我们所容许的。”甚至强调：“必须经常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