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肃反问题（第3/3页）

在加紧肃反的思路指导下，执法机关出于慎重对一些案件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被指为“机械的法律观念”，“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27]公略县裁判部长对案件处理较为慎重，重大案件强调送上级批准和材料充分，即被指责为“浓厚的机械的法律观念”，[28]作为动摇妥协分子典型受到严厉批评。苏区中央领导人公开表示：“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正确的给犯罪者以应得的处罚。”要求：“以后的案件，应随到随审，非有特别事故，自受到案件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天，就要解决。”仅仅是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应即刻捉起，重的当地枪决，轻的押解后方监禁”。[29]领导人这样的认识加上中央苏区本就薄弱的法律背景，使法律运用难以健全：“有些地方（会昌、石城），审判案件不是在法庭上公开审判，而是在裁判部长的房间里，甚有将处死刑的案件，未经过法庭审判，在房间里写个判决书，送上级去批准执行，群众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事情杀人。”[30]同时，逼供成为审讯的重要方式，虽然苏区有关法令明令“废止杀头破肚及肉刑等刑罚”，但又规定“为取得犯人实供，如敌探等有时得用肉刑讯问”。[31]1933年初，中共湘鄂赣省委也提出：“对审讯犯人固然要纠正‘左’倾的单凭刑询的错误，但是认为刑询便是‘左’倾亦是另一个极端的右倾错误。”[32]这实际是在为刑讯手段开方便之门。

肃反中对打击面的任意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与民众间原有的信任关系，当时，在苏区一些地区“看到反动标语，似乎并不算一回事”。[33]边区有些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敢长驱直入的到四边围绕有赤区的区政府捉人、缴枪”，而“群众对此事好象没多大关系一样”。[34]更严重的是：“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35]对地主肉体消灭的做法甚至到1949年中共横扫江南时仍使一些人心有余悸：“江西许多地区的地主、富农，因受过去十年内战时期土改的偏向影响，误认为划成地富不但是多要粮，而更重要的是要命的问题。”[36]其负面影响不可谓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