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13/18页）

大战和冷战将旧世界的古老法统一扫而空，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习惯同时断裂。20世纪的僭主政治发挥了19世纪拿破仑政权的历史使命，通过组织资源的毁灭、自我毁灭和相互毁灭，制造了一片秩序真空和安全低气压区域。二战后的宪制争议日益低落，国内民主宪政和国际威尔逊主义几乎变成了理想政治模式的唯一候选者。即使彰明昭著的僭政也丧失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勇气，只能毫无自信地冒充“更彻底和完美的民主宪政和国际协调”。相反，法国大革命以前，甚至一战以前，各种版本的君主制、贵族制、混合政体无不深信自己的正统性高于任何其他模式，各大国无不相信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承认自己的优越地位。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旧世界政治基因多样性的枯竭和新世界的种子银行地位。大自然厌恶真空，安全落差肯定会导致秩序输出和输入，输出秩序的一方肯定会对输入秩序的一方行使帝国仲裁权。威尔逊主义就是美国秩序银行向欧洲秩序破产者推出的政治马歇尔计划，美洲国家组织、国联与联合国、北约的成立与扩张都是美国宪法和联邦的DNA复制，表现型差异甚大，主要因为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非基因不同。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对于旧世界的安全优势；但正因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尔逊主义最珍爱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完美落实。安全落差的断层线将文明人类分为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异不大的部分行为主体之间大致实现，在法统与僭政、集体安全与现实政治之间，安全落差构成秩序输送的动力源，秩序输送构成世界体系运作和演化的动力源。正如美国宪法秩序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灵魂，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模范宪制的复制扩张迟早会直接或间接地巩固和强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断将边缘地带的外交红利输入模范宪制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奥兰治亲王的胜利不仅暂时破坏了路易十四左右逢源的外交顺境，而且永远阻断了“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建构未来世界体系”的道路。1789年革命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修道院长”甘愿抛弃自己的门徒，加入立宪君主制的“见习修道士”行列。19世纪的法兰西和21世纪的俄罗斯一样，不再具备生成潜在秩序中心的资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热忱。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不单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是巩固世界体系的护法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一次麦克阿瑟式的路径锁定，其阻断地区霸国，以及挑战世界秩序的预防性效果远远超过了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外交，正如麦克阿瑟的日本堵塞了亚洲大陆出现霸权中心的可能性。一个包括库尔德实体的伊拉克联邦出现在中东心脏，其效果等于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在东方三帝国之间。不到十年时间，颠覆伊拉克的地下超限战就使叙利亚和伊朗民穷财尽、干戈内起；也唯其如此，联合国才能对这些国家发号施令。在萨达姆存在的年代，美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可能造成这样有利的局面。丘吉尔对波兰的看法完全可以适用于未来的远东和中东：人们将会看到，伟大的戏剧不过刚刚开始。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认知图景浸透了罗马式的天命观，完全不同于霍布斯世界此起彼伏的地方性霸权主义。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努力缔结反罗马联盟，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跟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跟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则逐渐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甚至还有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的其他某些部分。

后冷战世界体系的表象是多极世界，实质是罗马世界。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了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会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科索沃外交、利比亚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规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的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它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的损失。反恐外交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造就这样的路径，但他们承认这种现状。他们选择运用罗马式仲裁权扩大威尔逊世界及支配霍布斯世界，维护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霸权。这种选择证明他们仍然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宪制的优越性仍然是他们的力量之源。如前所述，地方性强国仅仅涉及国家利益的斗争不能动摇世界差序格局。任何可能存在的“非美”世界秩序必须具备某种宪制自信，至少必须像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一样，构成某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路径。而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在东亚势力均衡结构趋于固化和紧张的时代，复辟超民族帝国的理念只能酿成外交灾难，即使德国索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利、土耳其共和国索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后果都不会这样可怕。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真正弱点在于：他们对中间层以外的达尔文世界无能为力。事实上，达尔文实体对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构完成之前，达尔文世界只能是机遇和恩典的领地。雕刻家只能同时产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么都产生不了，而建构罗马的世界秩序一定会建构自己的蛮族，这两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