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15/18页）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体系是秩序中心宪制的延伸。世界秩序一旦遭遇缺乏适当定位的异质体，价值观冲突就会隐含价值观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华盛顿-北京蜜月期，威尔逊继承人和孙子继承人的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基辛格（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战略家，在敬畏和忌惮之余，记下了东方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重心不在正当性，而在达尔文世界的法则。任何秩序只能是权力的短暂分泌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因此舍本求末的威尔逊主义理论只能是愚蠢、软弱或虚伪的体现，只能唤起紫禁城的蔑视。

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

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6]

对此，美国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总统先生，别想把我们美国工人拐卖到伏尔加河去！”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它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而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却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但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但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也不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利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刘仲敬译。）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更进一步。而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弱势，需要以此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表面上，中国有一种德国式的外交选择，似乎可以再度启动陆权对海权的挑战。然而，这种相似性仅仅存在于地缘形势方面。21世纪初的中国跟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较为孤立，易受包围，但德国的产业、技术和军事跟英国处在同一数量级，在某些当时的尖端科技上领先英国，这一点清楚地体现于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名单。事实上，中国外交之所以尚有可为，就是因为中国在数量级意义上不能构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有德国的弱点，却没有德国的优点，就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德国失败的地方获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失败挑战、苏联的失败挑战、旧欧洲权力政治的末路、威尔逊世界的整合、美国的秩序输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罗马秩序不会重返雅典时代。迦太基曾经有胜利的机会，安条克曾经有挑战的机会，托勒密则两者都没有。吹笛手托勒密和克里奥佩特拉在罗马世界弘扬软实力的资源，只要十分之一就能挽救汉尼拔、重创弗拉米尼乌斯以及买通斯巴达和雅典的全体公民。然而一切为时太晚，他们的成就仅限于稍稍延缓罗马秩序展开的速度。人谋不如地缘，地缘不如天命，无论技术多么高明，春天收割、秋天播种都会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