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异乡人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第3/5页）

当然，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的阿丽萨在斯托由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朴次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

二、学究政治及其见习生

1915年，阿丽萨接触到生平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朋友。奥尔加·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就能引起无限的联想。没错，就是那个纳博科夫家族，《洛丽塔》的家族，俄罗斯“英国贵族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在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改革岁月，奥尔加的祖父是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他在这个号称最为专制的帝国引进了陪审制，而且确实站稳了脚跟。恐怖分子刺杀沙皇，引起亚历山大三世及保守派大臣的反动，后者参考休谟和托克维尔都提到过的历史借鉴，运用逆向思维得出结论：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坚持专制绝不动摇，最终获得万民崇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实施不彻底的改革，反而身首异处。由此可见，防范革命的秘诀不是改革，而是拒绝改革的坚定性。于是，纳博科夫家族实现俄罗斯版“格莱斯顿内阁”的机会就化为乌有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改革，那么亚历山大三世同样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反动。据说，老纳博科夫在新朝的举措相当于“一个水手遭遇风暴，为了保全贵重的货物，把不那么有价值的货物扔进水里”。显然，以20世纪的标准看，他保留的“货物”确实非常贵重，其中包括著名的陪审制。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所谓反动专制统治下，俄罗斯帝国陪审团的博爱精神不下于帝国法典编纂者（老纳博科夫的同僚）。他们极少判杀人犯死刑，不断将证据确凿的恐怖分子无罪释放，对侵犯财产的惩罚比边沁派法学家更开明。无罪释放的美女刺客凯旋，围观群众抛出的鲜花为她铺成一条地毯。俄罗斯公众憧憬这样的场面，渴望把自己代入明星主角的位置，其炽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青少年对电影明星及其粉丝团的羡慕嫉妒恨。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是时代的弄潮儿。”

老自由主义者是否为激进派（当时还不一定是布尔什维克）的驱除，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朝的保守分子已经有这种看法了。然后，俄罗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罗斯自由派流亡者抛出了同一命题的无数修订版。在这场争论的高潮，愤怒的保皇党人向米留科夫（Milyukov,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大臣）开枪。奥尔加的父亲挺身而出，为朋友和党魁挡住了子弹。今天，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或许，这样的毒舌并不过分刻薄：苏联史学想证明“都是我的功劳”，保守派史学想证明“都是你的错”，自由派史学想证明“是好是坏都别赖我”。

无论如何，奥尔加的父亲拒绝承认这个命题。他参加了立宪民主党的创立大典，当选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尼古拉二世发动十月政变，解散了杜马。他加入“拒绝解散派”议员的行列，逃往自治的芬兰大公国，在那里发表了革命性的《维堡宣言》。然而，历史的剧本似乎出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俄罗斯国民不准备像伦敦市民保护长期国会一样保护他们。当然，这并不影响未来的临时政府国务秘书返回京师继续出任议员和其他要职。在这个万恶的警察国家，警察能够惩罚名流反对派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作为帝国的局外人，犹太人罗森鲍姆家族从外省迁往京师，为的是更大的安全、更少的歧视和更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机会。他们在这三方面都如愿以偿。1904年，药剂师泽尔曼·沃尔夫·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吉诺菲）和牙医卡娜·博尔克夫娜·卡普兰（安娜）结婚。他们就是阿丽萨的父母。在斯托雷平的威权主义－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罗森鲍姆夫妇的药店生意相当兴旺。不过，俄罗斯犹太人处理财富的方式不像西欧新教徒，他们一般不考虑扩大投资，建立超越家族可控范围的商业帝国，或是兴办公益事业，争取邻里爱戴，当选国会议员。（当然，神圣俄罗斯的法律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虽然纳博科夫家族和立宪民主党正在竭力为犹太人争取同等国民待遇。）他们的做法体现了十足的东方式智慧：首先，投资培养血缘家族网络；其次，收藏财不露白、轻便易携的贵金属首饰；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就是投资儿女的教育。东方人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物质财富是世界上最没有保障的东西，很容易同时遭到上层和下层的掠夺，迅速将有形资本变现为不可能掠夺的教育资本，才是真正精明的策略。

不用说，阿丽萨（以及她的妹妹娜塔莎和诺拉）就是这种会走路、会写文章的活动投资对象。中国社会对待这种科举英雄或优等生的态度跟犹太社区极其相似，因此用不着多加解释。毕竟，这两种社会都是降虏文明的成功典范，习惯于把被人征服（被本国冒险家或冒险家集团征服并不会造成重大区别）视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把“当家做主”视为类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世俗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优等生投资品享有特立独行的自由，尤其擅长破坏性理论分析。但社会协调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绝不是他们的强项。甚至可以说，他们非但不是英美社区领袖的等价物，反而是其对立面。后者的特长不是智力和书面知识，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质——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敌视庸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她设计的精英创造者如此好战、如此自信，令人怀疑他们怎么可能长期厮守而不相互厮杀。在阿丽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斗争确实司空见惯。

安娜经常担心，女儿虽然聪明，却实在缺乏社交礼仪。但她似乎不明白，这正是她自己的培养或投资方式的必然结果。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安娜指望阿丽萨多跟奥尔加交流，为的是改善阿丽萨的举止风度，但阿丽萨和奥尔加的友谊简直就是两位见习政治理论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学究政治流行以前，两个女孩的关系不过泛泛而已。这种辩论尽管能磨砺批判性智力和虚荣心，但却会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进化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智力的进化优势在于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过是文明产生后的副产品。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擅长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资源，擅长炫耀智力则是负面资源。训练一个成功的理论家，无异于谋杀他身上潜在的社区领袖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们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然而爱虚荣的聪明人一旦当权问政，就会使人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